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执行《人民警察法》有关问题的解释
公安部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的规定，现对公安机关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简称人民警察法，以下同）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一、如何理解、执行关于盘问、检查的规定
依照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执行追捕逃犯、侦查案件、巡逻执勤、维护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现场调查等职务活动中，经出示表明自己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证件，即可以对行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盘问、检查。检查包括对被盘问人的人身检查和对
其携带物品的检查。
经盘问、检查，对符合第九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将被盘问人带至当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县（市）公安局或城市公安分局，填写《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经该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继续盘问。“该公安机关负责人”是指公安派出所所长一级及其以上的领导人员。
对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根据被盘问人的证件或者本人提供的姓名、地址，立即书面或电话通知其家属或者所在单位，并作出记录。在盘问记录中应当写明被盘问人被带至公安机关的具体时间，盘问记录应当由被盘问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当被盘问人的违法犯罪嫌疑在二十四小时内仍不能证实或者排除的，应当填写《延长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将留置时间延长至四十八小时。边远地区来不及书面报批的，可以先电话请示，事后补办书面手续。公安机关对于进行继续盘问和延长留置
时间，应当留有批准记录。
对被盘问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决定。批准继续盘问的时间和延长留置的请示以及批准时间均应当包括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对不批准继续盘问或者不批准延长留置的人，应当立即释放。释放应当留有记录，记明具体释放时间，并由被盘问人签名或
者捺指印，不另发给释放证明。
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公安派出所、城市公安分局和县（市）公安局可以设留置室。留置室应当具备安全、卫生、采光、通风等基本条件，配备必要的座椅和饮水等用具。在留置期间，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被盘问人的合法权益，严禁对被盘问人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
对被盘问人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或者治安拘留的，其留置时间不予折抵。
二、如何理解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六）项关于特种行业管理的规定
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六）项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依照这一规定，确定特种行业的依据是法律、法规。
目前列入特种行业的主要有：旅馆业、刻字业、印刷业、旧货业（包括废旧金属收购业、信托寄卖业、典当业、拍卖业）等。
三、如何理解和执行人民警察法关于领导人员任职条件的规定
人民警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担任人民警察领导职务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二）具有政法工作经验和一定的组织管理、指挥能力；（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四）经人民警察院校培训，考试合格。”
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执行关于人民警察领导人员任职条件的规定。在人民警察法实施以后，拟新任命担任县公安局一级及其以上各级领导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依照该条规定的条件办理。现已担任人民警察领导职务的人员尚不具备第二十八条规定条件的，要采取措施进行培训达到规定
的条件；经过培训仍达不到条件的要予以调整。
“具有政法工作经验”是指具有在公、检、法、司、安全等政法部门或者在党委、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以及主管过政法工作的经历。
四、上级公安机关如何撤销或者变更下级公安机关的错误决定
人民警察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依照该条规定，上级公安机关发现下级公安机关在进行侦查活动、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等执法工作中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安部制订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及时向该下级公安机关指出，该下级公安机关应当自行撤销或者变更原处理、决定；下级
公安机关如果仍坚持原处理或者决定，应当向上级公安机关写出书面报告，上级公安机关审查后仍确认有错误的，应当以“决定”的书面形式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五、如何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的措施”
人民警察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对受行政处分的人民警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降低警衔、取消警衔。对违反纪律的人民警察，必要时可以对其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的措施。”
为了避免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民警察不听制止、可能利用职权继续危害公共安全、公民人身安全以及国家、公民利益，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批评教育无效的人民警察，可以停止执行职务：
（一）泄露国家秘密、警务工作秘密的；
（二）弄虚作假，隐瞒案情，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的；
（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的；
（四）敲诈勒索或者索取、收受贿赂的；
（五）违反规定使用武器、警械的；
（六）其他有必要采取停止执行职务措施的。
对有违法违纪行为，不听制止的人民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可以对其禁闭：
（一）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的；
（二）殴打他人或者唆使他人打人的；
（三）酗酒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
（四）其他有必要采取禁闭措施的。
对违法违纪的人民警察需要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的，由其所在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对担任公安机关领导职务的人民警察需要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的，应当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决定。
停止执行职务的期限为十五天至三个月。对被停止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收缴其枪支、警械和有关证件等，不准穿警服和佩带警用标志，不准上岗执行职务。禁闭的期限为一至七天。对被禁闭的人民警察，应当收缴其枪支、警械，在禁闭室由专人负责看管。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禁
闭室。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执行。
对被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措施的人民警察，应当填写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登记表，连同随后作出的处理意见一并报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对于采取禁闭措施的，应当通知其家属。



1995年7月15日
善的政府和恶的人民

旷继东


　　最近有两起令人瞩目的事件，一起是王帅在网上发帖被拘留，一起是温州的“房事门”。王帅的遭遇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孙志刚事件，后者以生命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消亡，前者也注定会由自己的“因贴获罪”而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个符号，虽然类似的事件在之前屡有发生。
两起事件的是非已不必讨论，但在面对事件的过程中，尽管两地政府距离遥远，相关人员最初的反应或表态却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现象让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王帅事件中，政府人员的说法是，（王帅的帖子）“严重损害了灵宝的形象，特别是伤害了市抗旱工作指挥部和市水利局负责同志”，“市抗旱办、市水利局的一些负责人不是受到同学、熟人的询问，就是受到一些电话的谩骂干扰，严重侵犯了其人格和身心健康”，而认为王帅则是“因家人对征地地上附着物赔偿款项不满，他多次咨询相关部门后认为政策不公，拍摄了部分照片炒作此事，意欲达到个人目的”（http://gz.house.sina.com.cn/news/2009-04-13/10073845286.html）。
温州“房事门”事件中，政府人员说，“这个事件不存在违法违纪的问题，也不存在如何处置官员们购买的安置房的问题，将来补上差价就行了”，对于网上发帖者，则评价说：“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扩大事实 ，吸引媒体注意”、“闲着没事干”、“这是个有心人 ，但不实事求是”（http://news.sohu.com/20090410/n263316927.shtml）。
通过这些话语，如果不考虑其他的事实，旁观者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即受尽冤屈而又无比善良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刁蛮古怪邪恶奸诈的王帅和网友们。
或许，王帅们并不能代表“人民”，甚至可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因此本文题目所说“恶的人民”又有些不确。但在政府许多人员的眼里，王帅并不是特定的，揭露“房事门”的网友更没有确指，换成任何一个“人民”中的其他人，都不会影响政府人员的表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帅们又能够代表着与政府相对应的“人民”，王帅们的恶在这些政府人员观念里等同于“人民”的恶也并无不当。
既然“人民”是恶的，或者存在“恶”的本性，那么自然就需要政府来管理，来控制，而不能放任自流，比如，严格推行户籍制度以限制迁徙，严格控制新闻审查以规范言论等等，一切的制度都首先着眼于管理，而不是提供自由。因此，一件简单的事，我们都需要办理无穷无尽的手续，盖一个又一个的章，申请一级又一级的部门审批。
既然“政府”是善的，或者被推定是善，因此，可以尽可能赋予政府更大更灵活的权力，相信政府能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或者，具有公仆的伟大道德。于是，随便翻开一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常常能找到赋予政府部门大量自由裁量权的条款：或者是标准模糊，让政府自行掌握，或者是不宜统一规定，由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制定等等。对于政府官员，由于推定他们有高尚的道德，因此不需要他们公布自己的个人财产，甚至可以视批评者为毁谤。
当然，以上的推论仅仅站在政府人员的立场，而在对立面，以普通民众的立场，是否有些不同呢？纵观历史古今，笔者有些悲凉地发现，虽然“人民”的恶有些不能成立，但政府的善却根植得很深，除了少数“苛政猛于虎”的时代之外，政府总是以一种可供人民依赖的形象而存在，虽未必言“善”，但至少也保持了不善不恶的中立。
不过，以上的这种观念显然与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从法治的角度，政府的本质不仅远远不是善，甚至离中立也很远，而根本是恶的。政府之所以“恶”，源于权力的本性。当然，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却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性。而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又是与人民的权利相对，政府权力的膨胀，必然意味着人民权利的萎缩，也即对人民权利的侵蚀。因此，在法治的社会里，有必要对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以“性本恶”来看待政府的行为，在不得不授予其一定权能以保障社会公共服务以外，应尽可能以一切手段节制其权力，防范其异化。所以，除了法律规定政府所享有的权力之外，“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法律之外，不应有任何灰色地带供政府自由出入。
当然，本文所关注的，不是要评价某个特定地方政府的表现，而是如何看待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笔者无意否定“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良好期望，恰恰相反，以“恶”来看待政府，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因为，正如上文分析，只有尽可能节制权力，才能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才能防止权力的膨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权力不非法侵犯权利，只有这样的权力，才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也即是说，只有认识到政府“恶”的本性，然后以各种渠道来限制和平衡政府的权力，才可能真正得到一个为人民的政府。
而这，显然与许多人的思维相抵触，甚至，在表面上，与社会主义的理论相违背。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制度下的政府已被推定是“为人民”的政府，也就是“善”的政府，这个“政府”，除了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的私利，也不可能危害人民，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着眼于大局的，都是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政府”完全属于意识形态上“政府”，是属于我们期望中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仍然需要首先以“性本恶”的态度来对待，才可能真正达到。
以“恶”来看待政府，并不是要推翻政府，或者走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政府机构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果，也是现代社会耐以存在和正常运转发展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像是一朵盛开的罂粟花，所结的果实带有原生的毒性，适当使用能有益健康，而食用过多则导致危害。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数个朝代的兴衰更替，从当政者初始时的自我警醒和约束，最后仍免不了因权力的自我膨胀而归于灭亡。
人民与政府，或许正如农夫与蛇的故事，将“政府”想象成或误认为“善”，最终伤害到的只能是性本善的“人民”。对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人民政府为人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