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进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推进依法执政

南昌市司法局 熊晓峰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决定了党对各项工作包括政法工作的领导权。政法工作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政法工作的一大特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法部门忠实履行职责、顺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的情况下，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显得尤为重要。
各级党委政法委是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肩负着领导、监督、协调、管理、指导、服务政法工作的职能。在当前政法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形势下，必然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加强党委政法委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职能作用，明确职责范围，完善工作机制，落实保障手段，提高领导和管理能力。
一、依法执政实现了党领导方式的转变
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包括党的执政，但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毕竟有差别，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执政和领导的区分，将执政视同为领导，也将领导泛化为执政。但如果我们只看到或强调这一方面，而忽略它们相区别的一面，就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领导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领导，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它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群众运动直接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直接向社会发号施令。而执政则具有间接性。执政主要是执政党通过执掌政权来治理国家，是以国家政权为主体所从事的政务管理活动，是一种国家行为。党不能绕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党也不能越过宪法、法律和司法机关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而只能通过立法、守法、支持司法机关执法来依法治国。这就要求党具备通过国家机器执政的能力。领导与执政的区别还在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执政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因此，不能把政治领导的手段和方法简单地搬到执政活动中来，不能把政治领导与执政行为混为一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工作重点，将执政能力建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党的执政能力给出了一个科学而简明的定义：“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
执政能力的核心是依法执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执政党对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主要是通过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进行的，因此，执政党能否科学有效地运用法律制度来管理好国家，能否树立法治在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体现了执政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党员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从人民的意愿，维护国家的利益，服从执政党的领导。所有的党组织、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一切违宪、违法的执政行为都可能给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都是同党的先进性以及“三个代表”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应当予以防止和避免。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是存在于国家之外而是存在于国家之内，不是存在于宪法和法律之外而存在于宪法和法律之内，党不能置身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更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执政党应当对国家政权机关、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和各方面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有关立法工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经济工作和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都应当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但是，执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应直接行使国家机关的职能。执政党的执政职能是支持和保证它们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各级党组织应按照党章的要求，切实“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二、依法执政要求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
要实现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首先必须保证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法各部门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政法部门或对其工作的领导，其根本要求是保证党中央关于政法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国家宪法法律在全社会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地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要善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优势实现党的领导，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来实现党的领导，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领导。
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将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也就是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法律被良好施行。我国法律从实体和程序等各个方面都对政法机关的活动做出了较为周密而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衡量政法机关在具体的执法活动中是否坚持了党的领导，不是看它是否坚持了某个组织、某个领导的意见，而是要看它是否坚持了法律。政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保证宪法和法律得到忠实贯彻执行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
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党应当通过完善国家司法机构及其机制，发挥政法机关的最佳效能，保证法的全面实施来实现自己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完备，它的政法工作就能有效地全面开展；司法机构的机制完善，就能保证司法机构和谐一致地良好运行，并确保其固有的方向和方针。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导国家加强司法机构建设，确保法的充分实现，实现司法公正。早在1979年9月9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党中央就明确指出：“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一切社会矛盾和纠纷在其他途径和方式不能解决时，就要通过司法渠道得到公正处理。司法是法治国家使一个社会保持稳定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救济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冲突着的双方都存在着利益的差异或分歧。如果依其任何一方单方面的意愿裁决，都可能导致裁决的不公正。如果裁决不公正，首先就不可能平息纠纷，甚至可能使矛盾更加激烈，司法的目的就不可能得以实现，也就违反了司法应有的本质。 如果司法丧失了公正，这个国家或者社会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或者法治社会。而实现司法的公正性，主要取决于司法机关能否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应当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司法独立绝对不是排斥党的领导和执政，而恰恰是以适应司法专业特点的方式来维护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施党的执政行为。司法公正独立完全是有利于维护和坚持执政党领导与执政的制度设计。这是因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我们的政法机关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设置并在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人大民主监督下进行活动的，因此，政法机关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越高，其维护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和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相反，如果各方面的“婆婆”都对政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发指示、批条子，随意干预，使政法机关和办案人员不能独立地、公正地依法做出裁判，则势必损害执政党的威信、动摇执政党的地位。即是说，我们国家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司法机关是党领导建立的，任何人不尊重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职权，这首先就是损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威信。当然我们也要防止那种借口政法机关要独立办案而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甚至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坚持党对政法队伍的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政法战线的每一位同志都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决不容许有任何不同的“政见”，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法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规。
　　三、切实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1、加强政法委对政法干部队伍的管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关键在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邓小平同志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保证政法工作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人手里，要切实加大党管干部的力度，认真按照“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坚持党的干部路线，严格按政策，按程序办事，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始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自觉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考察和选拔干部的首要条件，真正把那些对党忠诚、有能力、作风好的人选拔到各极领导岗位上来，切实把好用人关。
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党委政法委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并要求政法委积极主动地履行好协助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领导干部的职责。但在基层，由于领导体制不规范，在实际运作中迟迟得不到落实，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使政法委的职能和职权不统一，管事与管人相脱节，在政法各部门中不能很好地起领导、管理和指导作用。各级政法委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协助党委及组织部门管理好政法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干部的任免，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部门会同上级政法委和同级政法委共同协商推选出一定数额的候选人，政法委对候选人进行详细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考察材料，提出任免意见，按有关程序报批，使政法委更好地承担起协管政法部门领导和指导政法队伍建设的职责。同时要加强政法干部队伍的建设，要从政法工作实际出发，把好进人关，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坚持凡进必考，政法部门的人员进出必须经过政法委，把那些懂法律、责任心强、执法监督水平高、适宜在政法工作的人调整到政法岗位上来，对不适应做政法工作的人员进行清理调整，保持政法队伍的纯洁性。此外要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建设好干部队伍。有觉悟、有才华、有作为的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保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离不开各类优秀人才，要通过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以确保党对政法队伍绝对领导的实现。
2、加强和改进政法委调研工作。作为党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政法委要主动做好党委的参谋助手，经常向党委汇报政法工作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委汇报，并提出合理意见，这就要求政法委要及时掌握政法工作的动态，了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新时期，政法机关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政法体制建设方面，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政法委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能否解决实际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能否贯彻落实好上级工作部署，离不开深入一线调查研究。要为上级当好参谋和助手，使安排部署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有的放矢，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调查研究历来是我党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有效途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日常工作当中许多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很多辛劳，但由于不能很好地提炼升华，工作事倍功半。这其中的关键是分析问题能力不强，没有抓住工作的关键。只有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抓住工作的主要矛盾。
调研对政法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必须加大投入，强化调研工作。政法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公共权力运作过程，政法干警是专业人士，不能按照一般“机关”的方式来运作，也不能将政法干警视为一般的机关干部对待，要求他们在工作之余完成一定的调研任务。即便在法治发达国家，作为学识、水平、地位最高的法官来说，绝大部分也都只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法务专才，真正如霍姆斯、卡多佐、波斯纳等人有心又有力，著书立说的，只是极为少数的，而且，终其一生，著述也一定有限。况且整体而言，作为事后救济，政法工作天然具有“保守性”，政法工作的“权威性”常常意味着以政法工作的“保守性”为前提，因为只有稳定的体制和程序，才能赋予司法乃至法律本身以可预见性，从而使得公民能够事前即可预测后果，善予措置。而调研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和创造性，需要我们发扬创新精神，要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遵循宪法法律精神的前提下，突破思想障碍和思维定势，努力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和制约，从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和做法中解脱出来，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努力推出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这就与政法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特性不相容，政法工作的这一特殊性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更新思路，改变以往全民调研的分配任务性的作法，把政法部门的调研工作统一到政法委来，加强政法委调研部门。目前，市级政法委的研究室一般就是3-5人，他们承担着机关大量的文字任务，独立进行研究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而县、区由于编制所限，设研究室的很少，对机关来说，也只有一到两个干部，最多不过3人，调研力量高度分散，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了强化调研，在干部配备上应该有更大的投入，从力量的重新整合上探索出一条新路子来。如果能将政法部门的调研力量统一到政法委最好，由政法委负责政法系统的调研任务；如暂时无法做到这一步，可将政法部门的调研力量由政法委统一领导、统一调度，调研任务由政法委统一布置，调研课题由政法委统一确定、统一调度政法各部门力量共同完成，这样既加强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加强交流与沟通，又把各级研究的力量联合起来，能对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问题合作开展研究，使得政法调研工作能脱离政法各部门的局限性，加强前瞻性、共通性，更好地反映政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面临的形势，提出工作的方向和思路，更好地为党委决策提供参考，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
3、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工作。维护司法权威，是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委政法委员会都要从维护党的权威、国家权威的高度出发，坚决防止和纠正影响司法权威的各种问题。加强政法委的执法监督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与作用。首先，党委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中造成的失误具有补救作用。党委开展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已经造成的冤假错案,或显失公平，或另有与法院已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案件，建议进一步调查取证或再审,以此避免因权力滥用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其次，党委执法监督对司法腐败具有超前防范的作用。党委及其政法委按照党管政法工作的要求，督促和引导政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建立完善各种内部监督机制和错案责任查究机制，从制度建设上设防，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体制上存在的许多漏洞，为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法委做好执法监督工作的重点在于完善执政党通过人大和法定程序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在当代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党的监督尤其重要，起着关键的作用。但进行监督不等于党委批案、党委包案、党的个别领导可以批案，党的组织必须摒弃那种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事务的做法。对于政法机关的监督，关键是要保证它们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而不是要代替它们，或者要求它们依照政策、指示、命令、决定来履行职责。只要其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了程序与实体合法，就应当保证它们的法定独立性；即使政法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对于其行为是否合法有异议，甚至已经违法，也应当由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解决，或者在人大依照法律的监督下，由司法机关独立地予以纠正。如果执政党、人大或者其他组织、机构、当事人等认为司法机关的终局裁判不公，或者司法机关做出的司法解释不当，违反了宪法，还可以启动由执政党和人大控制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来发挥“安全阀”的作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执政党通过人大和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监督，最好的制度安排是首先确保它们独立行使职权，其次才是在它们越权或者失职的最必要的时候，开动监督机器。

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沪民救发[1997]第8号


各区、县民政局、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石化地区民政局：


现将《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的若干规定》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的若干规定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目的）

为了贯彻、执行《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便于基层工作人员操作，对《办法》实施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若干问题，制定以下规定。


第二条 （市主管部门职责）

上海市民政局主管本市的社会救助工作，其职责是：

（一）组织调查研究，制定社会救助的规范性文件和具体政策，提出社会救助发展规划，组织、贯彻、落实社会救助工作；

（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并公布社会救助标准线，制定各类社会救助对象的救助标准；

（三）组织、协调、指导各种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困工作；

（四）指导、督促、检查区、县的社会救助工作；

（五）负责特殊救助对象的审批；

（六）负责社会救助的行政复议工作；

（七）管理市级社会救助基金；

（八）负责全市的社会救助计算机网络管理；

（九）负责各区、县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三条 （区、县管理部门职责）

区、县民政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救助工作的组织和实施，其职责是：

（一）按照市民政局制定的社会救助规范性文件、具体政策和工作要求，编制工作计划，组织、贯彻、落实社会救助工作；

（二）组织、协调、指导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帮困活动；

（三）编制年度社会救助预算方案；

（四）指导、督促、检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社会救助工作；

（五）开展调查研究，解决社会救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六）负责社会救助的行政复议工作；

（七）负责社会救助计算机网络管理和统计汇总；

（八）管理社会救助基金；

（九）负责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救助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四条 （街道和乡、镇管理部门职责）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在区、县民政局的指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救助工作的具体实施，其职责是：

（一）按照区、县民政局制定的社会救助实施意见和工作要求，编制工作计划，组织、贯彻、落实社会救助工作；

（二）组织、协调、指导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帮困活动；

（三）接受居民要求救助的申请，并对申请者的收入情况、生活困难程度进行调查、审批；

（四）负责对社会救助对象的定期审核；

（五）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六）组织发放救助款物；

（七）依法处理骗取、冒领社会救助款物的违法行为；

（八）负责社会救助档案管理、统计报表和计算机管理；

（九）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提供就业或技能培训的机会。


第五条 （救助对象）

凡具有本市户籍的城乡居民，在其个人或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申请社会救助。


第六条 （不予救助的情况）

申请对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救助：

（一）拥有价值超过3000元以上的非生活必需的高档消费品的，如空调、高档组合音响、移动电话、摩托车，等等；

（二）金银首饰折合现金和有价证券、银行存款、现金累计人均达1200元以上的；

（三）日常生活消费明显高于本市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

（四）在申请和接受社会救助期间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部门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所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或职业介绍的。


第七条 （特殊对象）

特殊对象是指法律、法规和政策作出特别规定的社会救助对象，包括下列人员：

（一）享受原工资40％的精减职工和外省市回沪的精减职工；

（二）散居归侨、外国侨民、老归侨（侨团）；

（三）宽释人员；

（四）残疾知青；

（五）起义投诚人员；

（六）平反纠错人员；

（七）右派摘帽人员；

（八）港台回归人员；

（九）潘案人员；

（十）刑释林江案犯；

（十一）特释托派；

（十二）其他人员。

以上人员的社会救助经市民政局批准后由区、县民政局执行。


第八条 （家庭成员）

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抚养关系、共同生活的人员。根据《婚姻法》中有关家庭关系的条款规定，凡是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家庭成员关系的，都与社会救助相关，具体为：

（一）夫妻；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子女与无生活来源的父母（继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子女亡故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

（五）父母与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子女，尚在校就读的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子女；

（六）父母双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年龄超过16周岁的，由于患有严重残疾（须经卫生部门证明丧失劳动能力），以致劳动部门等无法安排就业的兄弟姐妹。


第九条 （个人和家庭成员收入的界定）

个人和家庭成员的收入是指家庭所有成员的各种经济收入的总计，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收入。指从工作单位取得的工资、薪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离退休金、养老金、退职生活费以及工资性的奖金等；

（二）各种补贴、津贴收入。指副食品补贴、生活补贴、粮油补贴、水电煤调价补贴和岗位津贴等；

（三）劳动收入。指个人独立从事各种技艺、各项劳动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如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以及从事第二职业所取得的收入。具体指设计、安装、讲学、书画、雕刻、咨询、技术服务、介绍服务、劳动服务等取得的收入；

（四）继承、赠与和利息、红利、有价证券、特许权收入。包括下列内容：

1. 遗赠人、受赠人或者继承人接受他人的财产；

2. 捐款、存款、货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有投资的股息、红利收入；

3. 政府有特殊政策规定的经济收入，如自己创作、发明或者参与创作、发明，并归个人所有的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等带来的收入，专利人将其专利权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使用其专利所得的个人收入和非专利技术所有者将非专利技术有偿地提供转让他人所取得的个人收入。

（五）赡养、扶养、抚养费收入。构成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寄养费等收入。

（六）农副业收入。是指农村居民家庭的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手工业等的经济收入；

（七）其他收入。是指生活困难补助、遗属补助、救济费、租金、中介费、转包、承包等收入；


第十条 （在申请社会救助时可不计入的收入）

下列收入不计入个人和家庭收入范围：

（一）奖学金、科技成果奖、独生子女奖励金；

（二）交通补贴、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险费、儿童托费补贴、牛奶补贴、书报费、洗理费；

（三）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

（四）军队发放的转业费；

（五）异地安置安家费；

（六）其他不列入个人收入所得税范围的各种奖励金。


第十一条 （不稳定收入的计算）

凡上述收入不稳定时，除农副业收入按上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外，均按申请时前三个月收入的平均数计算。

凡上述收入属一次性收入时，将其分摊到六个月计算。


第十二条 （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单位）

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单位是指：

（一）各级政府机关及其派出机构；

（二）群众团体；

（三）事业单位；

（四）依法办理登记的各种企业；

（五）依法办理登记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第十三条 （单位的救助责任）

根据市民政、劳动、财政、人事、社保、总工会等部门制定的各类救助标准，单位负责职工及其家庭成员的救助工作。

单位职工是指固定工、合同制工人（含农民合同制工人、定期轮换工）、长病假职工，单位内下岗待工人员，待退休人员以及离退休人员和按国务院（1978）104号文件规定办理退职的人员，未列入劳动工资统计的其他人员，城镇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帮工）等。


第十四条 （申请）

个人或者家庭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社会救助申请；如实填写《社会救助申请表》，载明家庭的人员、收入、财产和供养人等情况；并声明愿意接受救助机构对其个人或家庭经济等状况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五条 （审核）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社会救助申请表》及所需证明之日起10日内（逢国定休假日自动延期），对申请人所填报的有关情况进行核查。核查可以委托申请人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或者村民委员会进行。


第十六条 （批准）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核查结束后的5日内（逢国定休假日自动延期），对申请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给予救助的，应当发给救助对象《上海市社会救助领取证》，并报送区、县民政局备案；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救助金的发放）

家庭成员中无工作单位的，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发给救助金；家庭成员中有工作单位的，经调查核实，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通知其所在单位给予救助。


第十八条 （跟踪调查）

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救助对象的收入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跟踪调查，并根据救助对象的收入情况和实际生活水平是否发生变化决定其受助资格的继续、终止或变动。


第十九条 （受助资格的转移）

救助对象的户籍因迁移或行政区域变更发生变动的，应当办理受助资格的转移手续。

转移范围在本区、县范围内的，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办理转移手续，并报区、县民政局备案。跨区、县的，由区、县民政局办理转移手续。

办理转移手续时，迁出部门应当收回迁移人的《上海市社会救助领取证》，并填写《上海市社会救助对象迁移证明》和复印《社会救助中请表》（原件归档），交给当事人。迁入部门应当凭当事人递交的《上海市社会救助对象迁移证明》和《社会救助申请表》的影印件，重新核发《上海市社会救助领取证》。

迁出部门在迁出转移手续时，一并支付当月和下月的救助金。迁入部门办理迁入手续时，应从第三个月起发放救助金。

迁出对象必须在办理转移手续之日起的30天内，到新的居住地办理迁入手续。逾期不办者，应当重新申请。


第二十条 （经费来源）

本市社会救助的经费来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单位的自有资金。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救助的经费支出列入本级财政的年度预算。

区、县民政局的社会救助经费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经费结算方式由各区、县民政局和财政部门协商解决。


第二十一条 （农村社会救助）

居住在本市农村的家庭，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低于所在区（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户，由区（县）、乡（镇）、村按4∶4∶2的比例给予社会救助。


第二十二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往政策如与本规定不符，以本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