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察测量管理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７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市长　林树森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察测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勘察测量（以下简称城市勘测）管理，确保城市勘测质量和资料的完整、准确和统一，适应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城市勘测工作，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勘测工作，是指为城市规划的编制、实施和城市建设管理提供必要基础资料所进行的勘察测量工作。包括下列内容：
　　（一）城市供水水文地质勘察。
　　（二）城市工程地质勘察。
　　（三）城市环境地质勘察。
　　（四）城市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测量。
　　（五）城市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测量及修测，航摄与遥感测绘。
　　（六）城市建设用地、建设工程定线、放线，市政工程、地下工程等各项城市工程测量。
　　（七）编辑出版城市各种比例尺地形图、专题图和地图集（册）等（行政区域界线图除外）。


　　第四条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是本市城市勘测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城市勘测管理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城市勘测规划、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城市勘测的行业管理，对城市勘测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并按规定权限核发资格证书。
　　（三）对从事城市勘测的单位进行验证注册，办理城市勘测任务登记。
　　（四）审验城市勘测成果，统一管理城市勘测资料。
　　（五）管理城市测量标志。


　　第五条　本市城市勘测统一采用广州市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以及统一的图幅分幅和编号，并实行城市勘测成果按统一标准验审，城市勘测资料统一归口管理和城市勘测成果互用的原则。


　　第六条　城市勘测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章　勘测业务管理





　　第七条　在本市设立城市勘测的单位，应经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向有关机关核领《工程勘察证书》。


　　第八条　在本市从事城市勘测的单位，必须持《工程勘察证书》、《收费资格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到本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验证手续，取得《广州市城市勘察测量许可证》，方可承接业务。


　　第九条　《广州市城市勘察测量许可证》实行年度验审制度。年度验审由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受验单位的勘测活动综合业绩进行评定。逾期未年检的，原许可证无效。


　　第十条　在本市承接城市勘测任务的单位，必须到本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城市勘测任务登记，交付承接勘测任务的合同书和技术设计书副本等文件，经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其承担勘测任务与其资质相符的，发给《任务登记通知书》。


　　第十一条　承接城市勘测任务的单位应建立城市勘测技术质量管理责任制，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城市勘测标准、定额、技术规范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擅自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另行设置平面坐标系统或高程系统，以及图幅分幅和编号。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必须按已批准的图纸进行定点放线及工程竣工验线，并由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城市勘测单位实施，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均不得承担定点放线和竣工测量任务。


　　第十三条　城市勘测人员进行勘测时，应当持有统一制作的城市勘测证件。
　　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勘测工作证件的审核、发放和监督管理。

第三章　勘测成果管理





　　第十四条　城市勘测成果须报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审查，经审查合格，加盖资料验审章后，方可交付使用。
　　城市勘测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勘测成果的质量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城市勘测资料由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集中管理，统一归档保管，并提供各有关单位使用。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提供或转让城市勘测资料。
　　城市勘测单位在本市完成的各种地质勘察、地市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测量及小于１∶５００（包括１∶５００）的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测量的数据和图件，遥感测绘数据与图件应向市城市勘察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副本，其他勘测成果应提交勘测成果目录。
　　地籍房产测量资料由市土地与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归档管理。


　　第十六条　城市勘测单位抄用本市的城市勘测资料，应凭《任务登记通知书》向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并按规定实行有偿使用。


　　第十七条　向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借用的城市勘测资料，借用人必须妥善保管，不得泄密、转抄、转借和复制。确需复制（含放大、缩小），须向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同意后，方可复制，复制件仍按原密级管理。
　　向境外机构或个人提供城市勘测资料，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编绘出版本市城市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系列图集、城市各种比例尺地形图、专题地图和地图集，必须符合国家编绘出版地图的有关规定，并将试制样图报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四章　测量标志保护与管理





　　第十九条　各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永久性测量标志和使用中的临时性测量标志的义务，不得损毁或者擅自移动，不得侵占永久性测量标志用地。


　　第二十条　建设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单位，应当委托测量标志所在地有关单位指派专人保管该测量标志，其签订测量标志的委托保管书，报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进行工程建设，应当避开永久性测量标志；确实无法避开需要拆迁永久性测量标志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拆迁前征得设置永久性测量标志单位的同意，报市城市勘测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应当支付迁建费用。


　　第二十二条　测绘人员使用永久性测量标志，应保证该测量标志的完好；造成损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工程勘察证书或广州市城市勘测许可证，擅自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承揽城市勘测业务的，由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在本市的城市勘测业务，并按违法所得处以５０％至１００％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勘测单位在施测前未办理勘测任务登记的，由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勘察测量，并可按违法所得处以５０％至１００％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向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勘测成果目录或者副本的，由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按该项目总金额１０％至２０％处以罚款，但最高不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承揽城市勘测任务单位提供的成果不符合有关城市勘测技术规范要求，质量低劣，造成工程事故或用户经济损失的，勘测单位应承担赔偿责任。
　　多次勘察测量成果不合格，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后果的，给予警告或提请资质审查部门降低或取消其资质证书。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复制、转让或者转借测绘成果的，由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给测绘成果所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编制本市专题地图、交通图、旅游图、书刊插附地图的，由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按违法所得处以一倍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３００００元。


　　第二十九条　阻挠勘测人员依法进行勘测或损毁、擅自移动永久性城市测量标志以及进行其他危害永久性城市测量标志安全和使用效能行为的，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县级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的实际需要，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定，并报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在本市进行勘察测量的单位，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３个月内，到本市城市勘测行政主管部门重新登记。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７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论比较法的真实内涵1

范剑虹2
Fan，Jianhong

一
如果将比较法看作为一种方法，那么比较法在公元前15世纪的时候就已显露出来了3 ，而且它偏重于立法比较法，而非学术理论的比较法。在17世纪之前，比较著名的关于法律比较的例子有五个：一、是柏拉图（Platon）对希腊的各城邦的法律原则（Rechtssaetze）进行比较，以构建他的理想国家4 ；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Aristoteles’《Politik》），对53个希腊城邦的政制进行了研究5 ；三、是罗马帝国时的一部使用比较方法的法律汇编：《摩西法与罗马法汇编》（Collatio legume Mosaicarum et Romanarum）6 ；四、英国的福特斯酋（Fortescue）的关于英国法与法国法比较的著作7 ；五、第五点实际上并不是法律比较的例子，它指的是法学家培根（Bacon）1623年写的《崇学论》(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中的重视比较法的观点。他说：“判断的对象（本国法）不能同时成为判断的标准” 。在17世纪之前，他可能是给比较法研究提供最为有利的观点的大法学家了8 。当然上述前四个所用的法律比较方法与现代的一些比较方法，比如功能比较法相比较还有距离。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比较法当成一种立法比较方法，而将比较法看作为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当然它与比较方法不能人为的分开），那么它的历史相对就比较年轻。哥特里奇（Harold Cooke Gutteridge,1876-1956）与达维德（René David,1906-1990）认为比较法作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始于德国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与法国的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 1689-1755) ，但比较的事实可以远及古代，而茨威克与克茨认为比较法的历史的本质是一部学术史，可以涉及到古希腊与古罗马，但是他们也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法历史很年轻。他们观点有相同，也有不同。但我注意到德国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马普学院（Max-Planck-Institut fuer auslae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简写MPI）的克茨（Hein Koetz）教授在第三版的修订本(1996版)中已删去了论述比较法的历史的本质是一部学术史，它可以涉及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那一段。但是这不等于说，茨威格与克茨划分比较法的学科史上有问题，因为作为比较的方法及学术论述确实在古代就早已存在。尤其是，哥特里奇与达维德说的是比较法学科的历史，而茨威克与克茨更多地是论述比较法历史的本质 - 也即学术史的问题，并认为这种学术历史很久远。而学科史与学术史似乎也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虽然社会科学的结论原则上可以是多面的，但是如果一个需讨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界定，也许就不能将四位学者的看法作为一个一界定问题的多面结论。当然，一个确定的问题的本身就是多面的，就另当别论。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基尔大学的一位老校长汉斯•哈藤豪尔（Hans Hattenhauer）教授在《德国法的历史基础》一书上的名言：“法律史上的任何时代区分都是任意和主观的东西”9 。因而即使四位学者讨论是比较法学科的时代区分，那么以上的不同观点也是对客观事实的任意与主观上的判断，因而也就各有千秋了。
然而，对比较法学科或学术的历史的本质展开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比较法的含义作进一步的界定：比较法以往被理解为“比较立法”（législation comparée）与“法律比较方法”(méthode comparative des droits)，以后比较立法与法律比较方法被以当代法系比较研究所代替。最初使用的比较法（droit comparé）一词是在1990年巴黎国际比较法大会（Congrés international de droit comparé）的标题上使用的。后被译为德文(Rechtsvergleichung，Vergleichende Rechtswissenschaft) 和葡语（如：Sistemas Jurídicos Comparados），以及其它欧洲语言（比如：comparative law, ,diritto comparato,derecho comparado）。比较法被维科姆（John H.Wigmore）看作为“通用却不界定的用词”（convenient but loose）10 。英国沃森(A•Watson)认为比较法是一种法制史与法理学的研究。而德国学者格罗斯费尔德(B•Grossfeld)认为比较法是一种文化11 , 但很多比较法学家均不同意此二种看法。意大利学者萨科(Sacco)则认为比较法学像其它科学一样是传授知识，但比较法学首先承认众多的法律规则和具体法律制度的存在，它研究这些法制和制度在甚么程度上相同或不同。哥特里奇（Harold Cooke Gutteridge,1876-1956）与达维德（René David,1906-1990）曾经将比较法仅理解为比较方法（méthode comparative des droits）12 ,并将其分为宏观（macrocomparaison）与微观比较方法（microcomparaison）13 ，但是达维德随着其《当代主要法律体系》（Leg grands systémes de droit contemporains）的出版，改变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因为《当代主要法律体系》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他的法系论, 而不是他以往主张的比较方法论（méthode comparative des droits）。中国比较法学者沈宗灵先生则认为比较法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的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14 , 即以不同国家法律制度研究为主，其可作双边或多边研究，比较相同与不同之处。德国的茨威格(Konrad Zweigert)与克茨(Hein Koetz)则认为比较法是指一方面以法律为其对象、另一面以比较为其内容的一种思维活动15 ，但是茨威格有时认为比较法是法系论，有时认为是方法论，有时认为是一种共同的比较法理学。16
由上述各学者对比较法一词的表述可见，我以为比较法可引伸出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比较法的内涵包括了普遍比较法科学与比较方法学，其二是比较法并非一个法律部门法, 每一个法律秩序中的刑法、民法、商法等，均可出于何时制定、实施，但不能说比较法于何时制定、实施，因为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往往与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关系作为各自调整的对象；但比较法并未有特定的社会关系作调整对象，亦无相应具体的独立的法规，只是一种法学上的分类学科。在对德国的茨威格(Konrad Zweigert)等论述的研究基础上，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作出了较为全面的概括：“比较法是这样一种法学部门或方法：在最一般意义上，他在各种法律秩序的精神与式样的联系上（in Bezug setzen），揭示各法律秩序的形态学上的特征以及它们相互间在类型上的亲缘性；作为其特殊性，比较法主要研究各种法律秩序中可比较的的各种法律制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认识和完善法制为课题”。17

二
然而，由于比较法不是一国境内的学科，所以在对比较法的学科与学术史的本质的论述及其对比较法含义的界定之后，还需要从其跨国性中去研究，以便对比较法的历史发展及其争议有更广阔与深入的了解，从而确切地把握比较法的含义。
与自然科学相比较，法学（当然包括比较法）的历史轨迹，从人文主义的雅典法学和启蒙主义的自然法学，到以后德国的历史法学派，给人的感觉是其视野与发展相对与自然科学而言就较为简单与缓慢。就比较法而言，从它的跨国性去观察，它经历了一波三折:
首先：17世纪以前，比较法几乎是没有国界的。如果可以夸张地说，那么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均是比较法学家。这个结论是日本著名比较法学者大木雅夫通过以下两点理由作出的：其一、他发现这些法学家那时均教授罗马法、教会法或自然法为主的基础法学，其二、他们均使用拉丁文。除了大学学科的普遍一致外，当时拉丁语被看作为是大学及有智能的人的通用语言。即使是民族文化性很强的亲属法领域也常常在体系上服从这样的普遍性法学。大木雅夫大概是强调人们在那时可以通过拉丁语与共同的基础课程知道各国的法律，可以比较其中的相同与不同，从而成为比较法学家。实际上，在民族法典形成之前，人们可以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荷兰学习法律，其差别不大，因为它们那时，与自然科学一样，以规律为主要判断标准，其本国的语言掌握与否不会影响重要的法学科学标准的发展。即使有差别，但在罗马法为共同基础，以宗教法原则为亲属法与继承法的适用标准的情况下，这种差别也微不足道。这种跨国的统一法学，很像国际商法初期发展，那时商事活动就是国际性的活动。古时在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脓尼基、希腊和罗马的商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古丝绸之路”的贸易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贸易。
其次，从17世纪以后，由于欧洲民族独立国家的纷纷兴起，从而使比较法的跨国性受到挫折。18世纪以后，法学科学的视野在国家和地区主权思想和维护法律独立利益理念的支配下，越来越狭窄。这些独立的民族国家，把过去形成的国际性的习惯法纳入本国制定的国内法之中。各国都纷纷制定本国的国内民商法典。具有原创性的法国与德国的民法典，成为法典民族化与完美化的典范，也引发了欧洲大陆法系分为法国分支与的国分支。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J.B.科尔贝尔的主持下，颁布了《商事敕令》和《海商敕令》，成为最早的商事单行立法，为大陆法国家的商法典奠定了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第一部商法法典，是拿破仑于1807年颁布的《法国商法典》，受其影响，荷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相继颁布了商法典。德国在1861年和1897年制定的新旧《商法典》，把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在1897年制定，1900年1月1日起生效的《德国商法典》对许多国家的商法有很大影响，如奥地利商法、日本商法。这时，法官必须受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学者尤其是民法典确立时的法国学者，大多数均以注释法典为潮流（也即注释学派“École exégétique”）。那时，一国法典的实定法捆住了其本国法学家、实务家的跨国的科学视野。一国的实定法居然覆盖了法的全部。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Rudolf von Jhering)说过：“(法律)科学被贬为了一个国家境内的法学，科学的界线与政治的界限互相融合了，这实在是一种不符合科学、让科学蒙羞的形式。”18 达维德（René David,1906-1990）在supra note 34, Avant-propos,III说得更为具体:”在所有科学中，只有法学错误地认为可以成为纯粹民族的东西，神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其它所有学者，都为自己不了解国外在本专业领域内所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羞辱，但是只有法学家将自己封闭在本国的研究中”。因而，当法律失去了科学所固有的普遍性时，那么了解欧洲大陆法，就必须精通德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语言，以便可以学习一国的实定法，各国语言成为了这种学习的障碍。
第三、这一阶段，是比较法回复跨国性的阶段。在回复阶段中，各国的学者互相对立的观点仍然存在。甚至在我大学的教学中，依然可以发现有不少有意思的争论。以下我将比较法在恢复阶段中，主要的反对意见提出来，以便进行评述:
第一种反对比较法的观点是：不懂外国法，无法进行比较法。即使是本国法，不少东西甚至都无法完全理解，而目前许多国家的立法之频繁和繁多，已经使不少法律工作者疲于应付，所以我们根本无法，也没必要去研究比较法；
第二种反对的观点是：许多人对外国法的真正内涵缺乏精确的了解，对外国法背后的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的动机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对借鉴的概念及借鉴的历史一无所知，加上急于移植外国法，无时间作本地化研究，因而有时其引入的法律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或者造成法律体系的规则的矛盾，将来再修法也会浪费不少资源， 而这些都是比较法造成的；
第三种反对意见是：部分受到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0-1831）影响，因而认为法是具有民族性的，是民族的财富，因而应该坚持它的独立性，借鉴外国法应该与民族性有矛盾，反对通过比较法而使民族性的法律受其它法的影响。
以上这三种观点，互有联系，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有些片面。因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结论往往是由多面组成的，而不是1+1一定等于2那么简单，而且当你不注意分寸，往往会本末倒置。笔者认为：
第一种观点中提出一个前提，即不懂外国法，然后得出无法进行比较法的结论，最后得出从事这样的比较法是无法做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发现不懂外国法，无法进行比较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此前提太绝对了。由于比较法的讨论的问题中的概念或范围以及前提往往是界定的，加上不同的法律部门学科是具有独立性的。比如：有时仅仅是为了达到改革某个部门法中的一个具体目标，有的是为了了解外国对一定的具体问题的法律规定或判例和学理的观点，因而不懂外国法的全部细节，同样可以进行比较。在实践中，有时往往仅需要了解外国法的一些常识以及法条，就有可能可以解决比较立法要达到的部分目的；此外，在同一国家中（比如在中国就有四个不同的法域）19 ，不同法域的法律进行区际比较也是可行的。至于对本国法的一个特定问题的了解，比起对外国法中的一个问题的了解，会更容易得多，因而不能假设必须完全了解外国法与国内法全部细节才可以完成比较法研究目的或者比较法的立法目的。至于比较法是否有必要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比较方法的使用以及将外国法或一国中的其它法域的法制作为参照物，本身就是促进或更好地理解本国法和本地区法的途径，因而片面地拒绝比较法是不合理的。按我们以上的观点，上述反对的观点，即法律工作者根本无法且没必要去研究比较法的结论是片面的。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首先，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对另一国法律的精确了解虽然不是大多数人做到的，但是对于那些潜心研究外国法多年的精通所在国语言的法律专家而言并不难，只要给与一定的条件，对外国法的真正内涵的精确与解释是可以办得到的。对外国法背后的真正的政治与经济的动机地了解也可以通过对立法专家的立法动议的研究，通过对立法机构的立法讨论的记录研究，以及通过对制定出的法律的适用范围与目的以及法律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上述这些资料在现代社会是公开的。即使对外国立法动机有些误解，对于将外国法引入本国所要考虑的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动机与目的而言，有时并不会产生有直接的消极影响。第二、至于对借鉴的概念及借鉴的历史的了解，以及如何对待急于借鉴的问题，我们可以先从借鉴的含义与其历史事实出发来，来了解与说明。从历史上看，借鉴外国法是比较法的一部分。借鉴是法制史上常用的概念，但是此概念一直难以定论20 。最早提及并使用该词的是斯瓦茨（A.B.Schwarz.）21 。假如允许作大致的分类，可以将借鉴分为宏观和微观借鉴，宏观借鉴涉及整个法制体系，秩序及司法判例。微观借鉴首先与具体的，特定的一些法规与原则有关。历史上“强迫性的借鉴“（Aufoktroyierte Rezeption）是将所有传统的法律体系均加以改变，以进行殖民统治，如果这种强迫性借鉴在殖民地独立后仍加以保留的话，就被称为“合法化借鉴”（Legalisierte Rezeption）。 另一种借鉴被称为“种植式借鉴”(Verpflanzte Rezeption),它是指移民将其故国的法律带入移民国22 ，还有一种是自主性借鉴，比如美国法在利比里亚的被借鉴，这种自主的借鉴是一种本意上的符合历史经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借鉴。强迫性借鉴是非自主的，种植性借鉴是单方的，而自主性借鉴显示了其自觉性与双向性。这种自主性借鉴服务于一定的立法目的，便于更好地理解本国法与法学评论。相对来说，这样的借鉴在互动性上比较优越。在法制改革的历史中最有名的借鉴是德国在中世纪和近代借鉴了罗马法与宗教法，其次是瑞士民法典在土耳其的被借鉴以及1876-1883时期埃及借鉴了法国法。总而言之，借鉴以及借鉴的历史并不神秘。而虽然急于借鉴对借鉴的国家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但是在起步阶段，对于法治的后发国家，在其它政治与市场经济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借鉴比起重起炉灶的做法，反而节约了许多资源，有时有其一定的积极因素，历史也证明，法典继受是最便捷的追赶工具，它有统一国法、建立体系、揭示价值与集中咨讯的功能。事实上，当一种水果因为生长在国外的土壤，因而拒绝吃这种水果的话，就会被人笑话。就民法典而言，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法典并不多?因而不管是强制或自主继受?全部或部分继受?这种继受实际上是十九、二十世纪绝大多数民法典的写照。至于移植的法律与本地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不相符合，或者与原来的法律体系有冲突，那仅是我们需要完成的立法任务。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学家眼里视这种移植是一种社会过程23 ，在法学家眼里这种移植是一种立法过程，即法的"充电"，它实际是一个中外法律融合与互补过程。既然是一种过程，我们就不必强求移植来的法律的一成不变，或要求移植来的法律是完全合符本国国情。因为每个国家包括被借鉴的国家本身也在不断地按照其本国的国情，并参照先进的法制对其法制作出修订，而这种修订本国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化与本地化结合的过程与任务。这种过程与任务在移植时存在，在移植后也会存在，它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强求所移植的法律在移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是一贯正确的。
但问题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会不会对借鉴产生“抗体作用”呢？从历史上看，在亚洲日本，中国孙中山时期，现在的中国台湾， 南韩几乎是照搬了德国的私法24 和刑法25 ，中国澳门也基本完全移植了葡国法，奇怪的是在亚洲的借鉴，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也并没有在实践中造成较大的冲突，因而不同法律文化区在借鉴中的绝对冲突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26 。这也许是德国式的民法典更具有通用技术的特点的原因。当然，法律在形式上的借鉴必须符合实际运用，而其中法律与社会的前提条件以及哲学与法律文化的基础在每个国家均不同，因而历史上许多国家从借鉴的方式出发来寻找适当的方式及途径。综而言之，如果上述的借鉴的历史事实被认可的话，那么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并不一定会出现许多上述反对意见的情况，这种借鉴，正是一种追求民族进步的举措，它更多地与合理性与目的性相关，与本地化和科学化相关。如以上所述，随着借鉴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做出法制的改革时，就需要对移植的法律作进一步的探索，这是每个国家的任务，因而不能因此而否定借鉴的功绩与比较法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种反对观点部分受到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0-1831）影响。Zweigert和Koetz在《比较私法概论》中讲到：“相反，萨维尼创立的历史法学派从根本上对比较法起阻碍作用。这本身不容易理解，因为所有的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的, 学说本可以通过比较法提供证据证明（或提供反驳证明）。但是萨维尼及其学派拒绝研究罗马法与日耳曼法以外的任何法律。”27 萨维尼本人也认为：”最重要的和需保留的是属于我们法律的历史，也即日耳曼法、罗马法和宗教法“28 。由此看来，是因为萨维尼不希望在那时有其它法律的介入，并可推测他内心认为其它法律无优越性。从比较法的角度29 去观察, 世界上所有法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国境线的，是相似的。假设暂时不论述法典注释学派（“École exégétique”）的观点和萨维尼学派在当时对其他法域的低估，那么在涉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与正当性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实际的法律问题却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又有不同的价值基础，这些建立在不同价值基础以及不同的立法技术上的方法，均储存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答案库”中。在研究本国法的同时再观察并分析外国法，则能获得较为全面而适当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对本国法所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往往能扩大解决问题的精神视野与相信本国法的相对性。随着国际商事贸易活动的发展，各国国内法越发展，法律冲突就越严重，发展国际贸易的障碍也就日益严重。由于各国法学仅重视一国法典的评注与重视一国判决，法学的科学视野变小了。在涉及新的立法的准备阶段(往往包括各国比较立法30 、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的意义和它的现象形态、功能与正义成分方面不能将视线局限在一国境内。我不仅特别喜欢德国著名诗人Novalis的浪漫而略有悲观色调的诗句，而且也特别赞同他的一句名言：“所有的认知大概均源于比较”（Auf Vergleichen laesst sich wohl alles Erkennen,Wissen zurueckfuehren）31 。如果一种法学对其他国家的教训与经验置之不理，那么它是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一个认知工具。从现代商法看，商法的其一个显著特点仍然是它的国际性与比较性。联合国和大量国际专门组织的活动日益加强。许多大的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帝国遍及世界各地，与它相适应，在法学领域中则恢复了国际商法这个普遍性和国际性的概念。人们把它称为新的商人法(New Lex Mecatoria，Law merchant)，使它摆脱各国国内法的民族主义色彩，使它成为建立在新的商人习惯法基础上的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商业自治法。正如英国法学家、社会活动家C.M施米托夫所说：“我们正在开始重新发现商法的国际性。国际法—国内法—国际法这个发展圈子已经自行完成。各国商法的总趋势是摆脱国内法的限制，朝着普遍性和国际性概念的国际贸易法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些新的商人法往往以执行措施为限，涉及国内的执行措施，将会由国内法来决定。欧洲学者比较赞同以执行措施为限的国际商人法32 ，而美国有些学者赞同“跨国法”，这种跨国法所引用的“普遍原则”及寻找一种介于国内法与国际公法的东西，不能令人信服，但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因而将法学局限在民族的圈子里，显然在现代法学理念上已经不被采纳。马克•安塞尔（Marc Ancel）说过：“在一国法律中固步自封，就像劝诱生物学家把研究仅仅局限于一个种类的生物上一样“33 。
到目前为止，比较法已经完全不封闭在一国境内，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普遍法学（Universal-jurisprudenz）34 ,这就是比较法在跨国性角度上观察的一波三折所显示的趋势。

三
在对比较法的学科与学术史的本质及其比较法的含义的界定之后，我们触及了比较法的概念，在对比较法的历史发展及其争议的辨析之后，使我们理解了活生生的比较法的含义，以至于比较法的效用也呼之欲出。
记得德国著名诗人法学家（Juristendichter）歌德(Geothe,1749-1832)曾说过：“不知别国语言者，对自己的语言便一无所知。”后来，在日本继受德国法时，日本的许多著名教授甚至借题发挥，将其推论为：“不懂德国法就不懂日本法。”并在每个日本法学院设德国法课。但是这些法学家的观点让不少与德国法不相关的法学家难以接受，更与外国法在继受过程中的本土化的观点、主权观点及民族文化独立观点相冲突。实际上，这些教授之所以过分强调外国法是与比较法的观点有极大的联系，原因可能在于：在研究本国法的同时再观察并分析外国法，则能获得较为全面而适当的法律答案，尤其是能对本国法所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感往往能扩大解决问题的精神视野与相信本国法的相对性，通过对外国法的学习与对比较法的研究学习，能更深地、更好地理解本国的法律，加深对本国法律的认识。这些过分强调外国法的教授的意愿大概仅此而已，并无意让外国法无保留地代替本国法。茨威格(ZWEIGERT)与克茨(KÖTZ)也认为作为法学的一种科学方法，比较法的作用包括了对开阔法律工作者的视野，以求优化本身法律秩序等35 。这就是比较法的作用之一：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以扩大解决问题的精神视野，相信本国法的相对性。
比较法很早之前已用于起草法律或修法的目的。可通过功能比较的方法参考相同或不同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及法律实施后的实证研究报告，可以为立法者提供起草法律或修改法律所需要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同样，外国的判例、学说等同样会提高法官与律师及法律顾问在司法实践中的判断能力和论证能力。在法学领域比较法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实验。比较法的作用之二就是：对比较法的研究能使立法者、法官与律师和法律顾问的解决问题的视野更宽广、法律适用能力更为现代化与科学化。
比较法对某些区域法律的统一36 和签订国际条约有益。在协调各国法律的层面，尤其是国际条约方面。比如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和商事条约等方面，为了起草这方面的法律，必须对缔约各国有关法律进行比较研究，知道它们的异同及如何协调这种异同，在其中还必须不断地消除互相间的一些法律概念的差异（比如，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与英美法系的财产法的概念的差异）与误解，以便找到共同可以接受的用语。对一些国际条约发生疑问时，或者这些条约因为已成为缔约国的法律制度的一部分37 而无法回避其中的疑问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助于比较法，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疑问38 。比较法学将为此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必须注意，将比较法看成为一部统一的世界法，这仅是一种无意的幼稚的想法和有意的政治式的借口，因为法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带有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的东西，要消除它的动态的与历史的差异是做不到的。假设能做到，那么那天的比较法不是人们希望的活生生的比较法了。比较法的作用之三就是：比较法将促进国际法律的协调，但不是统一各国的法律，制定世界法。
从比较法的含义，以及从含义中所带来的效用本应该具体地加以阐述，也即用什么样的比较方法去研究各法系的相似与不相似的特征，以及如何从各种法律秩序中找到可比较的的各种法律制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加以研究，以完善各自的法律制度。这儿已经涉及比较的方法及其应用。就比较的方法而言，比较现代和通用的方法是功能比较法，当然这种比较的方法在是有限制的39 。我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研究各类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法律手段。比如，同一个损害赔偿的条款，仅仅从赔偿数目的不同难以看到它们的特点，但是如从功能比较的角度去观察就可以发现: 损害赔偿数目多的那个条款可能是体现了惩罚功能，即让损害人赔偿比损害结果更多的金钱，以此防止这种行为的再发生，而另一个条款仅是平衡功能，是为了补偿被损害人。这样两个条款所体现的法理以及法理所体现的法律政策和政治及经济的发展背景均会不同。实际上在很多领域具有比较的价值，比如，大陆法系民法典所遇到的挑战、英美法系判例法的优劣、“商业判断原则”与董事责任之比较研究、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制度的比较研究、德国公司结构的双轨式美国的单轨制及日本的任意制比较研究、德国与欧盟的企业宪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比较研究、折中授权资本制与“资本信息公开制”40 的比较研究、独立董事组成的诉讼委员会与股东代表诉讼的互补比较、美国的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的判例与和德国的“直索”（Durchgriff）理论及判例的比较、企业劳动解雇法的案例比较研究41 、德国的有限公司制与美国封闭型的股份有限公司比较、德国的团体诉讼与美国的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制度比较、民法法系各国自由心证制的比较研究、职权制与对抗制的优劣与创新、一人有限公司的比较研究42 、投资法律制度的比较43 、各国法律教学制度与方法比较等等。在具体比较时，可以法规与法规比较，也可以法规与判例比较，也可以将学理上的原则与法规或判例比较，也可以将各国的法律概论编成一套丛书给学者与律师和法官参考44 。当你仅从功能的角度去观察，并将研究的结论取出时，然后再考虑在解决问题时用法规的形式较为合适，还是用判例的形式较为合适，抑或让它作为一个有学理支持的习惯法或法学原则较为合适。由于用什么样的比较方法去研究什么样的具体问题，抑或就一具体问题深入比较研究，是比较法的含义一文的续篇，因而不再在此展开，诚望同仁同心协力，对此加以研究，笔者自问尚属孤陋寡闻、行文与研究也常常简单而肤浅，因而饵误偏颇一定难免，实愿多多聆听读者与专家的指正与良言，以求更深入地研究相关问题。
此文原发表在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Vol.33, 4/2006

注释：
1此文是2005年12月参加“香港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法学院第7届年会”上的发言。实际上，2000年我重新访问德国时，一直想收集一些比较法的资料，此文的写作事实上是借助于德国图书馆馆员的帮助而找到了一些原始数据，在寻找原始数据时，也参照了范愉教授翻译的大木雅夫的《比较法》一书的注解出处（法律出版社，1999年）。当然，尽管找到了原文，但是本文中引用范愉教授翻译的大木雅夫所著的《比较法》一书的注解，也属于间接转引，在此特别说明。在研究时，虽然参阅的是茨威格/克茨的《比较法总论》的德文新版本（德国1996年版），但是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教授翻译的旧版的《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的译文对我研究学习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任教于澳门大学法学院。
3《赫梯法典》中就有通过比较而制定的对商品价格管理的规定。希腊时期，罗得法(Lex Rhodia)规定的船长在航海中为挽救船舶和货物免受危险而造成的损失的，应由所有货主和船主按比例分担，也是通过比较得出的共同海损规则。在罗马法的时期，通过比较得出较合适的规则的例子就更多了。除市民法外，又有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它关系的万民法。
4Vgl: Konrad Zweigert/Hein Koetz,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Aufl., J.C.B.Mohr(Paul Siebeck) Tuebingen 1996, §4 I, S. 47.
5Vgl: Konrad Zweigert/Hein Koetz,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Aufl., J.C.B.Mohr(Paul Siebeck) Tuebingen 1996, §4 I, S. 47.
6Vgl: Konrad Zweigert/Hein Koetz,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Aufl., J.C.B.Mohr(Paul Siebeck) Tuebingen 1996, §4 I,S. 48.
7这两部著作是《英国法赞美论》（De laudibus legume Angliae）、《英国统治论》(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 参阅：Konrad Zweigert/Hein Koetz, Einfue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Aufl., J.C.B.Mohr(Paul Siebeck) Tuebingen 1996, §4 I,S. 48.
8有意思的是普通法系的培根（Bacon）与另一个大法学家海尔爵士（Sir Matthew Hale,1609-1676）曾在《普通法历史》（History of Common Law）和《有关法律修正与改变的考察》（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Amendment or Alteration of Laws）中创导普通法法典化，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而其中深具功利主义思想的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最早在英国提出法典化的法学家，甚至连”condification”这字也是他造出来的。参阅：[日]大木雅夫 着，范愉 译 《比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40下。
9Vgl.:Hans Hattenhauer,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 Rechts, 1983,S.1;
10JohnH.Wigmore, A Panorama of the World’s Legal Systems, III,1928,p.1115.
11参见沈宗灵 着：《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页。
12René David,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 comparé,1950,p.8.
13这方面耶林（Rudolf von Jhring）和康斯但丁内斯库（Constantinesco）分别在《罗马法精神》（1950）,S.30 ff. 和《比较法论》第三卷第87页（Traité de droit comparé, supra note 3, P. 87 ）论述了宏观比较的必要性。
14沈宗灵 着：《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页。
15茨威格(Konrad Zweigert) / 克茨(Hein Kötz)：《比较法总论》(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