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析　格　式　条　款

提要：
格式条款是预由当事人一方为之确定，他方当事人惟得依其既定内容，为加入之契约。格式条款制度的规范意旨在于避免强者利用契约自由压迫弱者，避免单方自由。
条款是否经由当事人约定纳入合同，提供条款一方是否具有缔约优势，是格式条款认定的前提条件。格式条款内容的控制，应当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说明义务以及显失公平制度相衔接。格式条款的解释应当以客观解释与不明条款解释一并考量。格式条款的控制，应当由司法控制、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改善相对人谈判地位、限制垄断等手段协力进行。
一．格式条款的概念；
（一）概念与特征；
格式条款，又称附合契约、定型化契约条款、一般交易条款或普通条款。“附合契约，谓契约之内容，预由当事人一方为之确定，他方当事人惟得依其既定内容，为加入之契约”。（*1）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9条(2)规定：“标准条款是指一方为通常和重复使用的目的而预先准备的条款，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谈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628条规定：“附合合同是指合同的条款由当事人一方以表格或其它标准形式所决定，并且另一方只能对其完全附合的方式接受的合同。”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典第247-1条将之表示为：“依照当事人一方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订立之契约。”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归纳以上学者学说与立法，格式条款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一、内容由一方预定，即合同的标准性。
二、对象不特定，即交易对象具有一般性。
三、内容不容协商，即附合性，“要么订立，要么走开”。
（二）规范意旨
传统的缔约方式是磋商谈判，要价还价。工商业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嗪明细，管理力求规范。面对众多交易相对人，为规范经营体之内部管理、外部经营，综合其特定交易特征，拟定一定之合同文本或提出特定之交易条件悬挂、张贴于醒目处，如“……需知”、“……规定”。如此，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而言，可节省经营成本并有利于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对于相对人同样也可以增强缔约预期，降低缔约成本。由此，格式条款得到广泛应用。
随之民众在更多的领域依赖社会提供，如：能源、交通、通信、旅游、甚至商品零售等。特定行业、特定时期、地域的龚断或强势经营条件，促成了其缔约上的绝对优势。这种缔约的优势，表现在其提供的“标准合同”、“店堂告示”、“顾客须知”甚至“敬告广大……”上。限制对方权利、加重对方责任、模糊交易条件、设定不公平的失权条款和管辖条款、并为对方追究自己责任设置诸多条件与障碍……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正是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如何在契约自由的体制下，规律不合理的交易条款，维护契约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借契约自由之名，压榨弱者，……”（*2）。
（三）我国关于格式条款概念规定之评析。
对比上述罗列的一些关于格式条款概念的立法,我国《合同法》与其他立法显然不同的是：对于格式条款的附合性这一根本特征，没有予以明确（＊3）。概念不明晰，将给认定造成不便。

二．格式条款的认定；
实践中，作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由当事人约定纳入合同内容。
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1）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和住址；（2）标的；……”。可称之为合同条款，首先必要由当事人约定，纳入合同内容，无论采何种订约方式，无论明示、默示或合于社会之一般交易观念。此为认定格式条款之首要前提。“企业厂商于订约时，应依明示或其他合理适当方式，告知相对人欲以定型化契约条款订立契约，并使相对人有适当机会了解条款内容。唯有具备这二项要件，定型化契约条款始能因相对人同意而成为契约内容。”（＊4）
因此，相对人在合同成立后的任何时候，再被告知的任何情事，无论对其是否有利，均不被认为是业已成立的那一合同关系的内容。当然，基于私法自治原则，相对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同意对原合同内容进行“变更”“终止”的要约。否则，任由合同之一方可任意决定合同之内容，契约平等自由则无从谈起。如：
（1）在超市的出口处，标示“货品出门，概不负责”。
（2）商品瑕疵致不能使用，而要求退货时，被店员告知，依其内部财务制度，退货需于三日以内或只许调换我店内任何商品而不予退货。
（3）住宿付压金后，在房间门后或宾客需知上发现“房内任何物品之丢失毁损，均由宾客三倍负责。”
（4）洗衣店、照像馆之收费或取衣（像）凭条背后印刷之所谓“条款”，均是收款、取物之凭证，均是在合同已成立，相对人已履行全部合同主义务（付款义务）后被告知的，无论是否提示，皆不应被认为属合同条款，更匆论格式条款。
（5）所谓“行规”“职业贯行”，若非为相对人在订立合同之前或之时即可得而知，均不应被认为属于合同之内容。
（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具有缔约优势。
订立合同时，要约或要约邀请中表明的，向任何人均不容变更之条款，作为订立合同之保留条件。虽符合前述，合同的标准性、附合性、交易对象之一般性；但若该合同方在订立合同时，无缔约优势，则法律毫无加以干涉，对一方依格式条款进行特别保护之必要。如以下数例：
1、甲厂欲就其生产之A产品，欲在全国诚招经销商，为防止窜货或低价倾销，特制定规范全国市场之《销售网络章程》，并在与各各经销商订立之《经销合同书》中明确约定，《销售网络章程》所定之内容，作为双方订立合同之重要部分。同时《经销合同书》亦采取一致内容，如进货价格，销售定额，返利等诸多条款均明示不容协商。同为经营之实体，生产厂商与经销商实力对比各有强弱，难求一律。实难发现该合同之不特定对象，有何需特别保护之必要。
2、一商人经销各类工业隔热材料，客户均较之为强。然属下业务员甚难控制约束，为此特制定标准订货合同交于业务员。为尽可能规范业务员行为，侧重保护自已之权益，特请律师，协助制定，不许业务员变更订立合同。然客户仍多违约。
由此，对于没有缔约优势的一方提供的标准合同，或保留条款，不应认定为格式条款进行调整，其本质上仍属于一般的订立方式，无特别保护之必要。尤其同为无垄断依附关系的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合同，各有把握商业机会、估量商业风险、自我决定之权利，另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似无法律干涉之必要。
三、格式条款之内容控制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之必要
前已述及格式条款系一方当事人，内容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订，在订立合同之时，对方无协商之余地。根本在于一方当事人具有的事实上的缔约优势，法律非由进行强制性规定，则难以达其规范目的。实为必要。
（二）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之程度；
格式条款之效力强制规定旨在否定—一方当事人利用格式条款方式滥用缔约优势（违背诚实信用之交易原则），严重损及缔约相对人利益（导致双方利益之严重失衡），破坏自由平等之交易秩序之行为之效力，给予格式条款相对弱势一方以最低限度的静态的、一般化的保护。
但格式条款的效力限制并非旨在剥夺格式条款一方，维护自我利益的权利。格式条款一方本自交易之安全需要，对自我利益的适当限度的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在适当程度上结合内部之管理，规定解决之方式亦无不可。格式条款之出现，提供方接受方，均因而受益，维社会之发展，当共同承担难免之不利。同时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在制定合同之时也同时存在，不利之处：或由于相对人之不特定导致，履行能力无以保证；或由于法律规定强制缔约义务。
综上所述：对格式条款的效力限制应当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逾越必要之限度，一则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过于严苛，再者法律规定与社会实践发生脱节，更难达成其规范目的。
（三）我国关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定的检讨。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但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内容的限制是通过，在内容上和程序上进行两方面的控制。但此两方面的控制，却不尽协调：一方面在程序的控制上，要求“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但同时又径使“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使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义务陷入尴尬境地。
值得借鉴的是：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典第247－1条规定：“依照当事人一方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面订定之契约，为左列各款之约定，按其情形显失公平者，该部分约定无效。一　免除或减轻预定预定契约条款之当事人之责任者；二　加重他方当事人之责任者；三　使他方当事人抛弃权利或限制其行使权利者；四　其他于他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因此，作者认为：在程序上要求提供一方在制定格式条款时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其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同时在内容上结合我民法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予以调整。但不同的是，格式条款显失公平者，径使之无效。
另有“意外条款排除规则”，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的。

交通肇事罪岂能构成共犯！
——置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一

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 曹红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然而笔者认为此条规定既违背了我国《刑法》总则规定的刑法原则，也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明显矛盾，现笔者发表管见，以期与同仁探讨，并欢迎批评指导。
一、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因此不应当存在共同犯罪。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构成要件看，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 超载、 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从主观构成要件看，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学研究理论中，甚至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罪称为过失犯罪之冕，即认为本罪为最典型的过失犯罪。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本条规定于《刑法》总则部分，因此可谓刑法“罪行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基本原则之外的又一项重要原则。而最高院的此条司法解释明显违背了该重要原则。
二、交通肇事罪系危害公共安全罪，该条所列情形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从交通肇事罪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看，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交通运输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而在现实中，肇事者在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交通肇事之前，对自己的行为所要造成的损害是不明知的，即对自己的行为所要侵犯的对象——可能会危及哪些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不确定的，即危及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否则就构成了其他犯罪。但是，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交通肇事罪一旦构成，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就基本确定，即造成了哪些人以及哪些财产的损害就基本明了，所侵犯的对象就不再是不特定的，而是特定的。在此时，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也就不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笔者关于该条所列情形的立法对策
无庸置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对于打击交通肇事犯罪，维护交通安全秩序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为了惩治违法行为而实施违法行为，尤其是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更不该如此。对于该条规定所列情形，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该条规定也不能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如果指使肇事人逃逸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就应当单独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例如，在寒冷的冬夜，甲驾驶单位汽车在一条偏僻的乡间小道上撞上了乙，致乙昏迷，甲请示单位领导是否报案，该领导为了逃避承担赔偿责任指使甲逃离，致使被害人被冻死，对于该领导，就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如果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应当预料到而因没有预料到指使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或者已经预料到指使肇事人逃逸后，会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应当单独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例如前述案理，如果该交通事故发生于某国道上，该领导认为甲逃离后，乙会得到过往司机的救助，但偏巧没有人救助，乙因失血过多导致死亡，对该领导就应当单独按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无论如何，不能按照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不妥，望今后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谨慎斟酌。如观点不当，欢迎批评指导。

（注：作者系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未经作者允许禁止转载，联系方式QQ：282254319，Email:sxsfjchx868@163.com,办公电话：0398-3836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