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律实务系列之二

质疑政府确定 “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


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黄若辉

近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的加紧加快，在依法处置无行业发展前景且效益极差的国有企业资产及妥善安置这些国企职工的工作中与当地政府政策性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笔者处理国企改制的有关纠纷中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即有些因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国有企业，因受到破产法的限制无法正常进入破产程序而是按“关门走人”的方式对国有企业资产进行清盘或者清产核资后实施转让，对国有企业职工实施给钱走人的方法分流安置，而在这一过程中为达到分流安置职工的目的，却采取名为自愿实为强制的方式要求企业职工自愿申请与企业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并以当地政府决定的 “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时点及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计付经济补偿金终止日的依据。对此，笔者认为，由政府来确定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的作法与我国现在法律规定不符，且易发生劳动争议及可能引发行政纠纷。
首先，就企业法人经营自主权而言，对无发展前景及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程序及企业法规定企业依法享有申请注销权或停止经营权。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生存或发展应当由经济市场运作规律来决定，这是不以任何人或哪个政府的意志所支配的。其次，就企业法人的用人自主权而言，根据《劳动法》及劳动法相关配套法规，企业法人依法享有人员的裁减权。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由此可证，依法裁员是企业法人的法定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无需借助于国家行政权的支持及批准。再次，就劳动关系的当事人而言，企业法人与企业职工是劳动关系的当事人，而在企业法人处于法定的裁员情形下，企业法人对企业职工依法享有行使解除劳动关系的解除权，这应当是企业法人的自主行为，而不应当由政府行政命令来替代，也无需政府的文件来批准确定。再其次，就劳动关系内容设定原则而言，有关劳动权益与劳动义务的内容约定是由劳动关系当事人依法设定的，劳动关系的建立与解除也基于劳动关系当事人依法定情形而发生的，同样不得由其他主体的替代。
本文中所称“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实质上就是由政府来确定职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而该“基准日”一旦确定就终止了劳动关系，这明显不符劳动合同基本原则与企业法人人格独立性原则，而现实中由政府来确定的这种“基准日”的做法，实质上是政府超权行为，政府的这种“关心”与“爱心”，在某种情况下还成了引发劳动争议的因素之一。笔者有例为证：二OO三年十二月，某国企数十名职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申诉请求是补发二OO一年至今的生活费及补缴社保金。事因是由该国企于二OO三年十一月张贴的一张公告通知书引起的。该公告通知书上称：根据某届某政府某次会议纪要精神，经研究，决定于二OO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我厂将近两年来陆续申请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名单，向某政府有关部门呈报，并申请领取一次性安置费。为了对职工负责，我厂再一次通告，尚未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若愿意解除劳动关系，请于二OO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之前到厂劳工科办理相关手续，以便统一上报。随后并提供一份打印好的解除劳动关系基准日定为二OO一年三月份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而职工认为尽管此前企业曾要求职工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但与此次公告通知书一样是以“若愿意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的，而当年职工就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证明了不“愿意”，因此，职工利用此次公告通知机会将企业告上了劳动仲裁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却以某政府纪要及通知为据，认为企业与职工在某政府纪要及通知确定的“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即二OO三年三月不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及领取经济补偿金无理，驳回了职工的全部诉请（现本案尚在法院一审期间）。但职工认为，解除劳动关系既然是基于自愿为原则，二OO一年职工有权选择不解除劳动关系，且企业现在仍然存在，而根据《工资支付暂行办法》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据此，职工认为尽管有关部门确定了“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但职工个人未与企业订立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职工与企业仍存劳动关系，且现公告的通知书上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若愿意解除劳动关系”，这证明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至今仍存在着，不因为政府定了“基准日”而终止（职工当时也并不明知有这个基准日的决定）。现要求企业支付二OO一年至今的生活费及社保金并非无理。由于“基准日”与企业工商注销登记日及与职工实际领取经济补偿金日（劳动关系解除日）存在着时间差，“基准日”往往早于实际解除劳动关系日，职工在基准日与劳动关系解除日期间常常要求企业发给生活费，但又因为企业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而引发争吵。从本案发生的争议中可以看出，政府就是出于安定稳定社会及妥善安置国企职工之良好愿望主动介入确定“职工分流安置基准日”，也并不因此能够让劳动者确信该行为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不能平息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业已紧张的劳动关系。同样因政府纪要与通知既不是行政规章，更不是法律，因此，在将来诉讼程序中存在被法院不予采纳的风险。
事实上，在我国《劳动法》及原劳动部《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中早已就如何指导用人单位依法正确行使裁减人员权利已经在法律上做了设计。根据劳动法及上述规定用人单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严重困难企业标准，确需裁减人员的，可以裁员。这就是在法律上已经明确裁员是企业的权利。同时法律对此类裁员在程序上也作为规范如要求用人单位应按下列程序进行：（一）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提供有关生产经营状况的资料；（二）提出裁减人员方案，内容包括：被裁减人员名单，裁减时间及实施步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集体合同约定的被裁减人员经济补偿办法；（三）将裁减人员方案征求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对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四）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报告裁减人员方案以及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听取劳动行政部门的意见；（五）由用人单位正式公布裁减人员方案，与被裁减人员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按照有关规定向被裁减人员本人支付经济补偿金，出具裁减人员证明书。笔者认为，裁减人员是企业的单方法律行为，但本案中为何企业却要职工“自愿”地与企业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呢？这不得不让人生疑该国企是真倒闲还是假倒闲了。笔者还认为，政府若能责成职能部门认真有效地监督企业严格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实施裁员，“基准日”就会变成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认同的安宁日。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将精力更多地用在审查企业资产的处置上，防止个别人利用国企的“受难日”，大发“国”难财，远比无法律依据地介入讨论研究诸如什么“基准日”、“关门日”、“走人日”等，更有价值，也更能为社会弱势群体劳动者或准失业人员争取到更多的应得的利益。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再承担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职责，而要把精力集中到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精心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规则是人们制定的但更需要人们的主动并自觉遵守。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但政府不是法院，政府也不是市场经营活动的当事人，更不是劳动关系当事人，政府不宜充当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活动的任何角色，否则，可能会因“爱心”却成了行政法庭上的被告。


2004年7月24日于福州乌石山书屋

海南省政府


海南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海南省政府


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省植物检疫工作，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除口岸植物检疫以外的农业植物检疫。
第三条 农业植物检疫工作，由省农业厅主管，其执行机构是省植保（植检）站及各市、县植保股（站）。
第四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专职植物检疫人员，建立检疫实验室，检疫苗圃，不断改进检疫手段，提高技术水平。
第五条 植物检疫员应当具有助理农艺师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中等专业学历、从事植保工作三年以上、经考试合格者。植物检疫员由省农业厅审核批准，报农业部备案，发给农业部植物检疫员证书。
第六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农业院校、科研、农场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等单位，聘请兼职植物检疫员。兼职植检员由所在单位推荐，由植物检疫机构发给兼职植物检疫员证书。兼职植物检疫员的责任是协助植物检疫机构做好本系统或者本单位的植物检疫工作
。
第七条 植物检疫人员在车站、机场、港口、码头、邮政、仓库及其他场所执行现场检疫时，应当穿着检疫制服和佩戴检疫标志。受检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为检疫人员执行任务提供方便，有关部门应当配合检疫人员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第八条 调运植物种子、苗木和繁殖材料必须办理检疫手续，接受检疫。
（一）省内调运：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必须事先征得本市或者县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根据调入方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的检疫标准，向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报检。经检疫合格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方能调运。
（二）调出省外：调出单位或者个人按照调入省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的检疫要求标准，向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报检。经检疫合格后，签发产地检疫合格证明，由省植物检疫机构审核，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三）外省调入：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在调运前要征得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将检疫标准通知调出省进行检疫。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必须取得调出省或者受权（地）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合格证书，方准调入。
（四）植物检疫证书按农业部制定的式样，由省农业厅印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翻印。证书一式三份，正本交货主随货单寄运，副本交收货单位或者个人所在地植物检疫机构（省间调运，寄调入省植物检疫机构），存根留签证单位备查。
第九条 植物检疫机构应当按照原农牧渔业部制定的《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和应当实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进行检疫。
第十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所在地的植物检疫对象，每隔三至五年应当普查一次，并根据调查结果，编制植物检疫对象分布至乡（镇）的资料，报上级植检机构备案。划定疫区和保护区时，要制定相应的封锁、消灭和保护措施。疫区内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和应当实施检疫的植物
、植物产品，只限在疫区内种植、使用，禁止运出疫区。疫区的检疫对象，在达到基本消灭或者取得控制蔓延的有效办法后，应当按照疫区划定时的程序，办理撤销手续。
第十一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所在地的原种场、良种场、苗圃和其他繁殖基地，要定期抽查。对重点繁殖基地（如南繁育种基地）每年必须检查一次。
种苗繁殖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分布区建立种苗繁育基地。新建原种场、良种场、苗圃的选址，应当征得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的同意。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个人所繁殖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向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申请检疫，经检疫合格的发给产地检疫合格证。调运时凭合格证换取植物检疫证书，方可调运。
第十三条 农业科研单位和院校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必须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经检查合格并发给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区域性试验、示范、推广。
第十四条 严禁在重点繁殖基地进行检疫性病虫接种和其他可能危及基地农业生产安全的试验研究。
第十五条 因实施检疫需要停止车船和货物搬移、开拆、取样、储存、消毒、销毁等活动所需费用，由托运单位或者个人负担。
第十六条 交通、民航、邮政部门对国内邮寄、托运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和植物、植物产品等，应当一律凭植物检疫证书（正本）在有效期内办理。
第十七条 需要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的单位和个人，在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向省农业厅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方可引进。引进的种子、苗木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所检疫合格后放行。口岸动植物检疫所必须将检疫结果报省植物检疫机构存档、备案。
第十八条 从国外引进的种子、苗木，引进单位应当按照省植物检疫站的要求，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试种。隔离试种的时间，一年生植物不少于一个生育周期，多年生植物需一年以上。隔离试种期间，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和口岸动植物检疫所有权到隔离试种地点检查，经检疫证明确实不
带植物检疫对象的，方能推广种植范围。
第十九条 有下列违反《植物检疫条例》和本实施办法行为之一者，植物检疫机构有权追究责任。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封存、没收、销毁、责令改变用途、罚款和赔偿经济损失的处罚。 （一）未经检疫机构审批擅自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应检植物、植物
产品的；
（二）私自调种未经检疫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其他植物、植物产品的；
（三）伪造、涂改、骗取植物检疫证书的；
（四）检疫人员或者办理托运、邮寄人员不坚持原则，玩忽职守造成责任事故或者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的；
（五）无理干涉或者妨碍检疫人员执行任务或者进行打击报复的。
以上行为违反治安管理条例或者触犯刑法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罚款由当地植物检疫机构执行，罚款金额在五百元以下的由市、县植检（植保）站（股）决定，五百元至五千元的由市、县农业局决定，五千元至一万元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由省农业厅决定；五万元以上的由省农业厅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凡由省农业
厅植物检疫站直接处理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由省农业厅植物检疫站决定。
第二十一条 植物检疫机构所收罚款，应全部上缴地方财政，由财政部门按罚款总额百分之三十的数额，拨给植物检疫部门，用于发展植物检疫事业。
第二十二条 对处罚不服者，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植物检疫机构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和不起诉，处罚决定即可依法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应按国家规定收取检疫费。
第二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省农业厅负责解释。



1988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