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号


《海南省信息化条例》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9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5日



海南省信息化条例

（2013年9月25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促进信息化发展，提高信息化水平，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规划与建设、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技术推广、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信息化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深化应用、务求实效、保障安全的原则。



社会公众平等享有获取和利用公共信息资源的权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协调机构和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财力逐年加大对信息化建设的投入。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信息化的规划、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家安全、公安等有关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信息化相关工作。



第六条 具备条件的国家机关应当推行信息主管制度，设立由单位负责人兼任的首席信息主管，统筹负责本行政区域或本部门信息化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对本行政区域各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工作进行考核。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建立全省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定期发布评价报告。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信息化研究和创新、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强信息化知识和技能普及，发展信息技术职业教育，普及中小学校信息技术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开展信息化宣传教育和科普活动。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信息化发展规划以及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信息化发展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全省信息化发展规划，组织编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省城乡总体规划。



省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部门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报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信息化建设应当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相关规范。



本省信息化建设的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由省标准化、信息化等主管部门依法制定。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等公共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运营商在基站用房、用地、管线敷设等方面提供便利。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符合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求，实行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第十二条 建筑物内的信息管线和配线设施以及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信息管道，应当纳入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中，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和验收，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建筑物驻地网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当对所有电信、广播电视业务经营者和其他驻地网建设方开放，实行平等接入、公平竞争。



第十三条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信息化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投资信息化工程项目应当依法给予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扶持。



鼓励国家机关根据需要，采取外包、政府采购等方式从市场获得高质量、低成本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



第十四条 社会投资的信息化工程除国家规定实行核准的项目外，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的信息化工程（以下简称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涉及信息安全和涉密系统的建设项目，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征求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经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批的信息化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批的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投资概算和其他控制指标进行设计，不得擅自改变。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建设单位在招标前应当将招标文件送项目审批部门备案。招标文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者不按照批复的项目建设规模和内容编制的，应当及时改正，并重新报送备案。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应当按照规定实行监理制。



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竣工后，应当由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等有关部门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进行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作为建设单位申请新建、改建、扩建或者运行维护信息化工程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承揽信息化工程的单位对信息化工程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信息化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和服务等业务，应当由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三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技术推广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



国家机关应当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设电子政务工程，不得新建专用网络。非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务信息化业务系统应当建设在省政务外网平台上。国家和本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国家机关应当依托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务信息，应当在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建立电子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国家机关内部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省人民政府应当利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集中建设和完善地理、人口、法人等基础数据库，以及工商、税收、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质监等业务数据库。



国家机关应当准确、完整、无偿、及时地向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提供本部门、本单位的相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应当按照谁采集、谁更新、谁负责的原则，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资源采集工作，不得重复采集，多头采集。



国家机关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集信息，应当征得被采集人同意，说明用途，并在该用途范围内使用所采集的信息。



单位和个人采集利用信息，应当依法保护国家秘密、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自动监控、应急等信息系统建设，提升重点污染源的监管能力。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推进旅游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信息服务。



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旅游基础信息资源标准数据规范与共享机制，鼓励智能终端、物联网、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在旅游各环节的应用服务，提升旅游管理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供生产销售、科技信息、技术推广、市场信息、农村金融等服务。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监督管理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海洋信息业务网和海洋环境与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信息技术在我省海洋渔业生产、海洋测绘、海域监视等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提升海洋产业信息化水平。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地区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完善推广应用体系，实行引进推广应用先进成果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动信息技术在设计研发、生产装备、生产过程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支持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和完善安全、信用、金融、物流和标准等支撑体系，引导电子商务平台向提供涵盖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全流程服务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建设和应用。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信息便民服务设施建设，整合各类资源和业务，构建统一的社区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集成电路卡推广应用的指导，推进集成电路卡在交通、医疗、社会保障、金融等领域的一卡多用。




第四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适时调整信息产业政策，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构建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产业发展，并根据实际需要，对信息产业重点项目给予扶持。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信息产业发展目录，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投入。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信息产业投融资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信息产业。推进信息化建设项目产业化、市场化运作，拓宽投融资渠道。



第三十三条 具备条件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信息产业基地和信息产业园区建设，加大对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引导产业整合，实现集群发展。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鼓励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推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第五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政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制度，提高政务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风险防御能力和处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三十六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主管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单位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并进行相应的信息安全系统建设。



信息安全系统应当采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具有安全销售许可的信息安全产品，并与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七条 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测评。



核设施、航空航天、油气管网、电力系统等重要领域的工业控制系统应当定期开展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具体办法由省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八条 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确定信息安全管理人员，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信息安全教育，保障信息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公共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应当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应急预案应当按照规定报相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体系建设，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应用统一的公务员数字证书和公众服务数字证书，为网络身份认证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电话、互联网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信息化发展规划实施情况、信息化工程建设情况、信息化标准执行情况、信息服务市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加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依法查处破坏信息基础设施、危害信息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信息系统国家安全工作，依法查处利用网络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



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公共基础信息网络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风险评估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对本系统公共服务机构的公共信息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加强政务信息资产的管理，建立信息资产使用评估制度，促进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对使用财政性资金的信息化工程的审计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不承担建筑物内的信息管线、配线设施或者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信息管道的建设费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该项建设所需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承揽或者冒用其他取得资质单位名义承揽信息化工程，或者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信息化工程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其中，电信网、互联网的所属单位或者运行单位未制定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由电信管理机构按照本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工程未经审批开工建设的；



（二）信息化工程项目擅自改变经审批的控制指标进行设计的；



（三）信息化工程项目招标文件未按规定进行备案的；



（四）信息化工程项目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行为。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本条例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对一起票据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
祖艳丽
（天津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从一起票据案例入手，重新分析了其中的法律问题，指出：应当区分票据记载事项的变造和更改，二者有不同的法律后果；未记载收款人名称不影响支票效力；持票人应以背书连续证明其票据权利，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支票背书的连续，未审查即为有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责任；应区分票据关系，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和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明确当事人请求权的依据，才能更好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关键词】支票 变造 更改 背书连续 票据关系 非票据关系
一、案情
原告：上海铁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普陀支行。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嘉定支行。
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
1993年7月5日，原告上海铁路西站综合服务公司（简称服务公司）为偿付与上海建民食品加工部货款，签发金额为人民币３８２．２０元的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的转帐支票一张，未记载收款人名称就交付了支票。７月７日，有人持该支票到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简称饲料厂）购买饲料，此时，该转帐支票的大小写金额均为人民币７３８２．２０元，并且未有任何背书。被告饲料厂收下支票当日，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栏内盖下自己的印章作为背书，再以持票人身份将支票交给中国农业银行嘉定支行江桥营业所，由该所于当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普陀支行西站营业所从原告服务公司银行帐户上划走人民币７３８２．２０元，转入被告饲料厂帐户。同年７月底，原告服务公司与开户银行对帐时，发现帐上存款短缺７０００元，经双方核查，发现该转帐支票金额与存根不同，已被改写。经协商无果，原告服务公司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起诉，称转帐支票金额已被涂改，请求确定该票据无效，并判令被告饲料厂承担原告经济损失７３８２．２０元；支票金额有明显涂改痕迹，两农业银行被告未按规定严格审查，错划款项，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也应承担责任。
被告饲料厂辩称：收下支票后经财务人员审核，没有发现有涂改或可疑之处，又是通过银行按正常途径收款的，自己无责任。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嘉定支行辩称：银行对转帐支票的审核手续为印鉴是否相符、日期是否有效以及大小写金额是否一致，经审核，该三要素符合。而发生存根与原件不一致的情况，银行不负责任。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普陀支行辩称：收票时经多人仔细审阅，支票大小写金额均无涂改痕迹，故自己无责任。
二、审判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审理中，被告饲料厂无法证明谁是其前手，即谁是饲料的购买者，以及支票变造的时间与变造者。一审法院认为：该转帐支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均是上海丰庄饲料厂，并已被变造为7382.20元，故应认定该转帐支票因被更改金额而无效。为此，原告服务公司多支付的7000元应由被告饲料厂返还。原告在原支票上开具的382.20元应由原告承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1993年12月8日判决：
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还原告服务公司转帐支票7000元人民币。
判决后，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不服，向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此涂改票据金额属刑事案件，原审不应直接审理；（2）自己已严格审核该支票，又是在收到该支票的款项后再发货的，故其无过错；（3）两银行都未审查出该支票已被涂改，故不能草率认定支票已被变造，要求技术鉴定。
二审中，经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专家鉴定，认为该转帐支票上金额字迹均系消褪后书写所形成。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饲料厂所取得的转帐支票字迹被消褪，金额大、小写均被变造，根据《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应为无效票据，持票人因此而取得的利益应予返还。持票人不能证明该票据已经过几手而取得，故造成背书不连续的责任在上诉人饲料厂。本案所涉刑事犯罪，不影响服务公司行使票据利益返还的权利。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4年5月15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分析
虽然这是一起发生在《票据法》实施之前的案例，但在一些法律网站中，该案例仍被广泛引用：或是简单将案件发生时间修改为在票据法实施之后，直接用《票据法》来分析该案 ；或是虽然不改变时间，但在“责任编辑按”中说明“用《票据法》的规定分析本案，也能得出同样结论” 。而这两种作法给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认为法院的判决正确，即该票据为无效票据，原告服务公司多支付的7000元应由被告饲料厂返还，原告在原支票上开具的382.20元应由原告承付。但本文作者认为，以现在的法律规定和理论来看，上述结论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混淆了票据记载事项的变造和更改，没有弄清票据背书不连续、票据付款之后的法律后果，以及票据关系和票据基础关系的区别。因此，对于该案例，仍然有重新分析的必要。
（一）该转帐支票是否因金额的变更而无效
在前述法院判决中，一审法院认为该支票“被变造为7382.20元，故应认定该转帐支票因被更改金额而无效”，二审法院则认为“饲料厂所取得的转帐支票字迹被消褪，金额大、小写均被变造，应为无效票据。”似乎法院并没有区分票据记载事项的更改和变造，而是认为票据金额无论是被更改，还是被变造，均导致该票据的无效。那么《票据法》对此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必须符合本法的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第十四条规定：“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应当真实，不得伪造、变造。伪造、变造票据上的签章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由此可见，票据记载事项的更改和变造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记载事项的更改，可分为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的更改和其他记载事项的更改。对于前者不得更改，更改将导致票据无效。而对于后者，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由原记载人签章证明，也就是说后者的符合法律规定形式的更改不影响票据的效力。记载事项的变造，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可分为签章的变造 和其他记载事项的变造。而无论何种变造，都不因此而导致票据无效。“票据在变造之前和变造之后都有效。这时的问题是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问题。” 因此对于本案所涉及的支票金额，认定其性质属于被更改还是被变造，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若是被更改，则该支票无效；若是被变造，则不影响该支票效力，仅仅涉及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问题。那么，该案中支票金额的变更到底属于更改还是变造呢？“票据的更改是指有更改权限的人更改票据上记载事项的行为”，“没有合法权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票据上签名以外的记载内容的行为，为票据的变造。” 可见区分票据更改还是变造的关键在于变更票据记载事项的人是否有权进行该项变更。在本案中，很明显，变更支票金额的人并非是原记载人，没有变更权限。所以该变更支票金额的行为当属票据变造行为无疑。而且二审中，经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专家鉴定，认为该转帐支票上金额字迹均系消褪后书写所形成，也非常符合票据变造的特征。
综上，该支票金额由原来的382.20元变更为7382.20元，属于票据金额被变造，不影响该转帐支票的效力，该转帐支票仍然有效。变造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二）未记载收款人名称是否影响支票效力
在本案中，原告服务公司未记载收款人名称就交付了支票，这是否会影响支票的效力呢？《票据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支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一）表明‘支票’的字样；（二）无条件支付的委托；（三）确定的金额；（四）付款人名称；（五）出票日期；（六）出票人签章。支票上未记载前款规定事项之一的，支票无效。”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由此可见，支票的收款人名称并非是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并不影响支票的效力。故本案中的转帐支票仍为有效票据。
（三）原告服务公司要求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还其转帐支票7000元人民币是否有法律依据
首先，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是否享有票据权利。虽然上海丰庄饲料厂实际上占有该票据，但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其是否是合法的持票人？这就需要了解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无记名支票和空白背书。对于无记名支票，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与此相关的内容包括上述《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根据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这里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或者“应当”。那么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可以补记，也可以不补记而成为无记名支票呢？《支付结算办法》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该办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支票的金额、收款人名称，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不得背书转让和提示付款。”虽然从理论上讲，该规定的效力如何值得商榷，国际上一般也都承认无记名支票，但从我国实务来看，金融机构仍然是以《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为依据的。关于支票的空白背书，《票据法》也没有提及。该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而关于汇票背书的第三十条规定：“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对此作了扩大解释：“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以上规定可以推知，在本案中，上海丰庄饲料厂必须在该转帐支票上补记自己为收款人，方能有效行使票据权利。而实际上，上海丰庄饲料厂是在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栏内盖下自己的印章作为背书的。因此导致该转帐支票背书不连续，上海丰庄饲料厂不能以此证明自己的票据权利。
其次，原告服务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还7000元人民币。既然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并不享有票据权利，那么原告服务公司是否可以据此要求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还7000元人民币呢？回答是否定的。第一，从票据法上的票据关系来看，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案中作为出票人的原告服务公司显然对作为持票人的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不享有票据权利。另外，该票据已经付款，原有票据关系消灭。所以，从票据法上的票据关系，原告不能找到请求的依据。第二，从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来看，原告也没有请求被告偿还的依据。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包括持票人对出票人或承兑人的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的正当权利人对因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者的票据返还请求权，以及有关票据复本和誊本的发行返还请求权等。显然，上述权利也不适用于本案的原告对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行使。第三，从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来看，原告和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之间也不存在原因关系、资金关系或票据预约关系，也没有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也不符合民法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所以，原告原告服务公司要求被告上海丰庄饲料厂返还7000元人民币既没有票据法上的依据，也没有民法上的依据。
（四）原告损失应由谁进行赔偿
实际上，本案原告之所以蒙受损失，在于付款人的错误付款行为。《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本案中，付款人的重大过失首先体现在没有审查背书的连续，其次才是对变造的金额未能识别的问题 。所以，本案中原告的损失应由付款人承担。当然，若能找到变造人，付款人可以要求变造人赔偿。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付款人对原告损失的赔偿，还是变造人对付款人损失的赔偿，都不是基于票据法上的关系，而是民法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