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思考
————张艳

摘要：本文通过对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提出了不同于大于说和等同说的观点。
关键词： 紧急避险 限度

一、 紧急避险概论
紧急避险，又称为紧急避难， 是正当化事由之一。[1]正当化事由在各国刑法理论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大陆法系称之为违法阻却事由，英美法系称之为合法抗辩说，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则为排除犯罪性行为。所谓排除犯罪性行为是指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利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形式上是犯罪，而实质上却不是犯罪的行为。[2] 在现代世界各国刑法中，普遍对紧急避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紧急避险被社会所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3]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中得以反映。这句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肯定了紧急避险的正当性，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性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却有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4]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紧急避险之所以不是犯罪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只能表现在法律所保护的利益遭遇紧急危险而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予以避免时，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利益来保护较大利益，而不得损害同等利益与较大利益，既然如此，紧急避险行为从整体上看或者说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就应当允许。[5]
一般认为，构成紧急避险需要具备起因条件、时间条件、主观条件、补充性条件和限度条件。[6] 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又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所谓“超过必要限度”，实际上就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实际案件中极其复杂，关系到是否适用紧急避险，关系到当事人罪与非罪的判断，故又极其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国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前述中所提到的通说——“大于说”，认为必须是“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必须大于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7] 另一种观点是“等同说”，认为“在保全法益与牺牲法益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应当承认其为紧急避险”。[8] 我国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但是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刑法没有无明确规定，而只有“超过必要限度”这一抽象规定，因此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二、以案说法
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十分典型的判例：在一次海船失事后，一只救生艇上超载有9名海员和32名乘客，在暴风来临时，为减轻载重，避免全艇覆没，几名海员把14名男乘客抛入海中。救生艇因减轻重量而没有沉没。后来，被告人按过失杀人受审。法院认为，为驾驶救生艇而留下几名水手是必要的，但多余的船员应先于乘客而牺牲，乘客中谁应牺牲则需要用抽签办法决定。最后法院判处被告人6个月苦役，总统也拒绝给予特赦。[9] 笔者以为这个案例的判决存在着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第一，被告人的行为很明显是故意杀人，定过失杀人的罪名应该是因为量刑的需要而做的一种变通。第二，如果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以牺牲某些人生命来救助另一些生命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六个月的刑期到底有多大的威慑力？（当然负有特定义务的人应当先做出牺牲）。恐怕这种处罚的威慑远远无法超过在危急情况下求生的欲望。第三，抽签的办法是否可行？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每个人存活下来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而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弱肉强食的物竞天择，其避免了主观上的任意选择性。但是有多少紧急情况是可以让当事人有时间、有条件抽签的？可能抽签的结果还未确定，灾难已经发生了。笔者以为，这个案例最引人思考的地方还在于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的避险行为是否能适用紧急避险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在紧急避险案件中，衡量权益的大小时，财产权的价值大小是可以直接量化的，此外，人身权大于财产权，生命权大于人身权，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两相冲突的利益都是生命权时，则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德国现行刑法典第34条规定：“为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不违法。但要考虑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及危害程度，所要保全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要造成危害的法益，而该行为实属不得已才为之的，方可适用本条的规定。”[10] 美国《模范刑法典》则规定：“行为人认为为避免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或损害所必须的行为是正当的，只要：（1）行为试图避免的伤害和损害大于法律通过确定被指控的犯罪寻求保护的利益……”[11] 日本刑法第57条第1项的正文则规定：“为了避免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的现在危难，不得已实施的行为，只要其产生的损害没有超过想避免的损害的程度就不处罚。”对于以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行为则认为“人的生命在法律上都被看成是相同的价值的，这种场合，也可以承认是紧急避险”。[12] 我国刑法理论界也有认同此种立法精神的。例如著名的卡纳安德斯之板：航船沉没后两人争夺只能载一人的木板，体强者将体弱者推开而致体弱者淹死。有学者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无非有四种可能性：一是其中一人舍己为人，二是其中一人舍人为己，三是二人互让同时死亡，四是二人互争同时死亡。第三种和第四种是最差的结果，第一种情况是建立在高尚道德基础之上的，如果将第二种情况视为犯罪，就是对人以第一种情况相要求，如此，法律是以崇高的人性为基础而不是以软弱的人性为基础。但是，刑法既不强迫人们做出牺牲，也不将英雄主义强加于人。因此，尽管上述第二种情况是不道德的，但在法律上不能认为是犯罪。[13]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大于说”的理论是存在着缺陷的。持“大于说”的人们都是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上看，认为在两个权益相冲突而只能保全其中之一的紧急状态下，任何人都希望保全较大的权益，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按这种理论，当两个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难之中，只能牺牲一人保全另一人的生命时，要想不触犯法律，便只能是共同等待死亡。“大于说”的原意是要在总体上尽可能的为社会挽回损失，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在两人同时面临危险之时，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挽救另一人的生命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这样毕竟避免了两人同时死亡这种更大的损失。当然，在现代提倡文明和理性的社会中，没有人愿意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只要有条件有时间采用抽签等其他类似的合理方式，就不能采取弱肉强食这种带有主观任意性的野蛮方式，但是如果情况确实紧急，根本没有这种条件，法律也不能过分苛责当事人。毕竟在紧急情况下的违法行为，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具有反社会的主观恶性，因此，不能像在通常情况下一样要求行为人。[14]
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等同说”同样有它的不完善之处。实践中曾有这样的一个案例：A和B的妹妹睡在一起，半夜发现B伺机杀死她，于是将熟睡中的B的妹妹挪到自己的位置上，其后B将其妹妹错认为是A，并将之杀死，A趁B处理尸体的时机逃跑。有学者分析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时，认为此案类同于卡纳安德斯之板，都属于为保全自己，牺牲他人生命的紧急避险，因此可免除刑事责任。[15] 但是在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件中，有学者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案情是这样的：一人为躲避惊牛，拉路过的老人阻挡，导致老人当场被牛撞死。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不符合“大于说”，所以此人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能以紧急避险为由进行免责。[16] 笔者以为这两个案例不同于卡纳安德斯之板的地方在于受害人并没有面临任何危险，只是因为施害者的转嫁而卷入到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当一个人将自己面临的危险转嫁到另一个无辜者身上时，从社会整体上说，社会并未挽回较大的损失，而且还使无辜者承受本不应属于他的灾难。对于面临危险并遭受侵害的人来说，法律可以通过惩罚制造危险的人对之进行保护，或者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投保及其他方式获得赔偿。但法律不应当允许当事人转嫁这种危险，否则会导致紧急避险的滥用。这种转嫁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及人们的不安全感。虽然自卡纳德斯之板这种情形中，同样是有人将己所不欲施加于他人，但是，对于危险之外的人肯定不会愿意因固守生命价值相等而无法决定谁应被处死这种观点而眼睁睁地看着所有面临危险的人被淹死。
综上所述，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大于说”和“等同说”均有局限之处，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即以“大于说”为根本，并在某些情况下承认“等同说”，才能使紧急避险更好地发挥作用。此外，我国的刑法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同时含义不甚明确，这样会给司法实际操作带来许多疑惑和困难，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1]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2]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3] 参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241页
[4]http://www.chinalawedu.com/news/2004_2/5/1053394123.htm
[5]此观点可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6]此观点可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285页
[7] 参见陈立、黄永盛主编《刑法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84页
[8]参见陈兴良《正当化事由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
[9]参见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转引自田宏杰著《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10]参见冯军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
[11]参见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12]参见[日]大?V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13]同前页[8]
[14]将这种“大于说”运用到两个相同价值的财产权只能择一存在的情况中，同样是不尽情理的。比如说，A、B、C三间同等价值的厂房，A着火，如果不及时推到B，那么就会导致三间厂房都被烧毁，可是按照“大于说”，人们只能承受这种更大的损失，否则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15]参见杜文忠《生命的权力——个紧急避险案例的法理分析》，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载2003年第3期
[16]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9537&k_title=紧急&k_content=紧急&k_author=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通知


高检发政字[1998]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最近，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指导思想、适用范围、基本条件和资格、程序和方法以及组织领导等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专门召开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工作会议，对这项工作进行部署。高检院《关于搞好组织整顿加强干部人事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也对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中层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制度提出了要求，许多检察院先后实行了该项制度。上述《意见》的出台，无疑为全国检察机关普遍推行和进一步规范竞争上岗制度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操作规范。在全国检察机关普遍推行竞争上岗，是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的成果，加强检察机关干部人事管理的重要改革措施，对于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形成竞争激励机制，促进检察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克服选人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提高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等都具有重要作用。各级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意见》的各项规定，深刻领会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工作会议的精神，充分认识检察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住机遇，勇于探索，积极、稳妥地推行和进一步规范竞争上岗。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明确竞争上岗的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原则


检察机关推行竞争上岗，要围绕建设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专业化检察队伍的目标，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检察官法》为依据，认真贯彻执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机关干部人事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促使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拥护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激励检察人员爱检敬业、恪尽职守、开拓进取、奋发向上。


检察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党管干部的原则。竞争上岗是检察机关选拔任用干部的一种方式，必须始终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确定竞争原则、选拔标准和竞争上岗方案，具体人选要在履行各项程序的基础上，由党组集体研究确定，按照规定的干部管理权限报批和决定任命，并切实加强党组对竞争上岗工作的领导。第二，干部队伍“四化”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要坚决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思想，鼓励年轻干部积极参加竞争，切实把那些忠于检察事业、精通检察业务、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拥护的干部选拔到中层领导岗位上来。第三，依法竞争的原则。竞争上岗过程中凡涉及到《检察官法》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第四，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竞争职位及其任职条件，竞争的程序、办法、过程和考试成绩，竞争结果等都要在干部中公开，使所有符合任职条件，愿意参加竞争的干部都能平等地参加竞争，并根据考试和演讲答辩的成绩以及民主测评的结果，择优确定考察对象和任用人选。第五，群众参与和群众公认的原则。确定考察对象和任用人选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能选拔任用。


二、精心准备，积极、稳妥地推行竞争上岗


竞争上岗是选择任用干部的一种新的方式，各级检察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必须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首先，要明确竞争上岗的适用范围。目前，检察机关的竞争上岗应限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各级领导职位，不包括检察机关的领导职位，也不包括检察法律职务。检察机关的中层领导职位遇有下列情况，可以通过公开竞争确定人选：①职位出现人员空缺；②机构调整、重组或者现有人员超出职数限额，需要进行人员调整或分流的；③按规定进行职位轮换，有必要通过竞争确定有关职位人选的；④需要选拔专业性较强或热门职位的人选；⑤其他需要实行竞争上岗的。竞争上岗原则上在本机关内部进行，对于专业性较强，本机关内部无合适人选的职位，可以在检察系统内部选拔，但一般不在社会上公开选拔。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职位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竞争的职位，不列为竞争上岗的范围。具体确定竞争上岗职位的范围，要结合实际，正确处理好党组委任和通过竞争上岗选拔任用的关系。实行竞争上岗的职位层次、数量以及具体范围，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各级检察院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确定。


其次，要确定参加竞争上岗所需的基本条件和资格。根据《意见》和《检察官法》的规定，参加竞争上岗的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①具有检察机关及其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②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竞争检察业务部门领导职位的，应当具备《检察官法》规定的检察官的基本条件。通过公开竞争晋升职务者，原则上还应具备党和国家规定的职务晋升的资格条件。为鼓励竞争，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要时可适当放宽参加竞争上岗的资格条件。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可越一级参加公开竞争。③具备竞争职位规定的其他任职资格条件。对于每一个竞争职位，都应当制定出具体的任职条件，以便于操作。


第三，精心制定实施方案。拟实行竞争上岗的检察机关要按照《意见》和本通知关于竞争上岗的指导思想、适用范围、程序方法和组织领导的规定，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进行调查摸底，切实摸清机构、职位和人员素质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和研究论证，确定竞争上岗的目标、规划和步骤，并制定具体可行的竞争上岗的实施方案，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


第四，切实做好思想工作，取得广大检察干警的支持和参与。竞争上岗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切实做好广大检察干警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竞争上岗的重要意义，积极报名参加职位竞争，积极参与、配合竞争上岗工作。要认真组织检察干警学习《意见》和本通知的精神，制定竞争上岗实施方案要广泛征求检察干警的意见。


三、规范程序，保证竞争上岗的质量


通过竞争上岗选配干部，实质上是对竞争者进行全面、准确、客观、公正评价的过程。各级检察机关要严格按照《意见》规定的公布职位、公开报名、资格审查、考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和决定任命这八道工序组织竞争上岗，不得随意简化、更改。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认真做好动员发动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干部都有机会参加平等竞争。


二、要认真做好对参加竞争人员的测试、评价工作，提高选人的准确性。考试应重点测试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情况，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要科学；演讲答辩应当主要测试竞聘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临场应变的能力、逻辑思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对竞争职位的了解、胜任程度等；民主测评主要是了解群众对竞聘者的德才评价情况、认可程度。要注意对测试、测评情况作全面分析，准确评价干部，防止简单地以考试成绩、演讲答辩结果取人，或者照顾资历、年龄甚至以票取人。


三、是做好组织考察工作，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干部任用。要根据考试和演讲答辩的成绩以及民主测评的结果，按照考察对象多于拟任职务人数的原则，择优确定考察对象，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组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竞争职位的人选，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报批和任命，并及时将结果向群众公开。


四、加强领导，确保竞争上岗工作的顺利进行竞争上岗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改革，关系到检察队伍的稳定与发展。各级检察机关对这项改革，态度要积极，安排要缜密，步子要稳妥，工作要细致。


各级检察院党组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在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拿出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切不可一哄而上。


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具体指导，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使检察机关的竞争上岗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对于工作中的有关政策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要严明干部人事工作纪律，坚决防止和纠正在竞争上岗过程中发生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和《检察官法》的各种行为。


要加强与地方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联系，及时汇报和沟通情况，积极争取领导和支持。遇有不同意见，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协商加以解决。




199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