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办法

（1990年11月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101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0年12月1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号发布　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做好优抚工作，根据国务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抚恤优待的对象：

　　（一）正在服现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军官（含由现役军官改任的文职干部）、士兵及家属、保留军籍的军队离休干部。

　　（二）取得民政部制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的革命烈士家属。

　　（三）经军队团以上政治机关批准，取得《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的因公牺牲军人家属。

　　（四）经军队团以上政治机关确认，取得《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的病故军人家属。

　　（五）取得民政部制发的《革命伤残军人证》的革命伤残军人。

　　（六）在乡的退伍红军老战士及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在乡的红军失散人员按复员军人对待。

　　（七）凡1954年10月31日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前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产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三区革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持有复员证件的在乡复员军人。

　　（八）1954年11月3日以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持有退伍证件的在乡退伍军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现役军人家属、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烈士家属，系指父母、配偶和子女。在军人未满18周岁以前，因失去父母或父母无抚养能力，曾对其连续抚养7年以上的其他亲属，经乡（镇）人民政府确认或法律公证，并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亦按家属对待。



　　第四条　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抚恤优待，实行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章　死亡抚恤





　　第五条　批准为革命烈士，确认为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死亡军人，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发给其家属一次性抚恤金。标准为：

　　革命烈士，发40个月工资；

　　因公牺牲军人，发20个月工资；

　　病故军人，发10个月工资。

　　一次性抚恤金计算，系指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和军龄（含工龄） 薪金三项之和。军队文职干部的工资收入，是指职务工资和军龄（含工龄）工资两项之和。新疆驻军按中央军委规定增加比例（含边疆年限补贴）。

　　义务兵和月工资低于正排职军官工资标准的志愿兵、专业军士、军士长，按基准军衔为少尉的正排职军官的职务薪金（第二档次）和军衔薪金两项之和计发一次性抚恤金。



　　第六条　《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军人用公牺牲证明书》、《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金发给的顺序是：

　　（一）有父母（或抚养人）无配偶的，发给父母（或抚养人）；

　　（二）有配偶无父母（或抚养人）的，发给配偶；

　　（三）既有父母（或抚养人）又有配偶的，证书既可发给父母（或抚养人），也可发给配偶。如有争议发给父母（或抚养人），抚恤金各发半数。

　　（四）无父母（或抚养人）和配偶的，证书和抚恤金发给的顺序是：

　　（1）子女；

　　（2）兄弟姐妹。

　　无上述亲属，不发证书和抚恤金。



　　第七条　立功和获得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死亡，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增发一次性抚恤金。如荣立多等或多次功勋的，按其中最高功勋增发比例计算，不累计折算提高功勋等次。虽在服役期间荣立功勋，但在退出现役后死亡的，不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在 1933、1934年“八一”建军节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一、二、三等红星奖章的现役军人（含保留军籍的军队离休干部）牺牲、病故后，增发一次性抚恤金的35％。



　　第八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家属中的下列人员可享受国家定期抚恤金；

　　（一）父、母、抚养人、夫、妻无劳动能力或无工资收入的；从事个体经营难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二）子女未满18周岁，或虽满18周岁无生活来源的；

　　（三）依靠军人生前供养的未满18周岁的弟妹。

　　上述家属中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且无子女的孤老和丧失父母（抚养人）未满18周岁的孤儿，定期抚恤金应增发20％。

　　自治区的定期抚恤金标准在全国标准基础上提高30％。标准由民政厅、财政厅确定。

　　享受定期抚恤的优抚对象死亡后，除发给次月应领定期抚恤金外，另加发半年定期抚恤金作为丧葬补助费，同时注销定期抚恤金领取证件。

第三章　伤残抚恤





　　第九条　现役军人伤残，根据伤残性质可确定为因战致残、因公致残、因病致残。根据民政部1989年4月15日颁布的《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由军队规定的审批机关在医疗终结后，负责评定伤残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



　　第十条　退出现役后没有参加工作的在乡革命伤残军人，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

　　自治区伤残抚恤标准在全国标准的基础上提高30％，标准由民政厅、财政厅确定。

　　伤残军人退出现役后在国家党政机关、公检法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参加工作的，在全民企、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的，在县以上单位管理的集体企事业单位为正式职工、合同制职工的，以及享受离退休待遇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全国统一标准发给伤残保健金。

　　领取伤残保健金人员所在单位不应因其伤残而解聘。必须解聘时应征得当地民政部门同意；其生活水平低于当地职工一般生活水平的，可改领伤残抚恤金。



　　第十一条　伤残抚恤金和伤残保健金，自评残发证之日起计发。

　　现役的革命伤残军人（含文职干部和军队管理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的伤残保健金由其所在部队发给。

　　革命伤残军人户口迁移需转移伤残抚恤关系时，其户口迁出地的民政部门负责发给当年的伤残抚恤金或保健金，户口迁入地的民政部门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和转移手续从第二年1月1日起按规定发给抚恤金。



　　第十二条　退出现役的特等、一等革命伤残军人享受离退休待遇的，按规定发给伤残保健金，并由发给离退休费的单位发给护理费。

　　不享受离退休待遇需分散供养的，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和护理费。护理费标准由民政厅与财政厅、劳动人事厅确定。

　　需要集中供养的，由民政部门发给伤残抚恤金，不发护理费。



　　第十三条　革命伤残军人死亡后。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民政部门另增发半年伤残抚恤金，作为一次性补助（注销证），并按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丧葬补助标准，发给丧葬补助费。其中因战因公致残的特、一等革命伤残军人的家属，享受病故军人家属待遇。

　　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其抚恤按本单位有关病故人员的规定予以办理。



　　第十四条　因战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一年内因伤口复发死亡的，由民政部门按照革命烈士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一年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待遇。

　　因公致残医疗终结评残发证后因伤口复发死亡的，原领取伤残抚恤金的，由民政部门按照因公牺牲军人的抚恤标准，发给一次性抚恤金，其家属享受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待遇；原领取伤残保健金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因公（工）死亡人员的规定予以抚恤。

第四章　补助





　　第十五条　在乡的退伍老红军、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在乡的红军失散人员，按规定的条件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病故后，其配偶生活困难的，可给予定期定量补助。



　　第十六条　家居农牧区和城镇没有工作（无固定收入）的复员军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一）鳏寡孤独者；

　　（二）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者；

　　（三）带病回乡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生活困难者。



　　第十七条　带病回乡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退伍军人享受定期定量补助。



　　第十八条　本章所列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由民政厅、财政厅制定。

第五章　优待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准确掌握本辖区内优抚对象情况，并给烈属、军属挂光荣牌。



　　第二十条　对家居农村、牧区、国营农牧林渔场（含兵团）的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制度，发给优待金。

　　优待标准：按当地（乡）年人均收入计发现金。生产建设兵团由各师确定。

　　筹集办法：由乡（镇）统筹，年终兑现。在部队立功者，要按比例 增发优待金。超期服役的，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要通知当地政府继续优待，没有部队通知的，义务兵服役期满，即停发优待金。

　　优待金由义务兵入伍时的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政府发给，非户口所在地入伍的义务兵，不予优待。

　　义务兵转为志愿兵后，不再享受义务兵的优待。从地方学校直接招收的军队院校的学员及文艺体育专业人员的家属，不享受义务兵家属的优待金待遇。



　　第二十一条　家居农村牧区的烈属、革命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享受国家抚恤和定期定量补助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当地乡（镇）政府应酌情予以优待。



　　第二十二条　对家居农村牧区的义务兵，已承包的土地和划给的自留地、自留畜应予保留，由其家属经营；家中缺少劳力的，村民委员会应组织帮工或代耕。

　　入伍前是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其家属继续享受原有的劳动保险福利待遇。



　　第二十三条　对孤老烈属、一、二等革命伤残军人、孤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不能参加劳动的退伍军人，免除义务工；对缺少劳力的其他优抚对象适当减免义务工。



　　第二十四条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二等乙级以上（含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卫生部门的公费医疗待遇。

　　领取伤残抚恤金的三等革命伤残军人，因伤口复发治疗所需医疗费由当地民政部门解决；因病所需医疗费本人支付有困难的，由当地民政部门酌情给予补助。



　　第二十五条　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领取伤残保健全的革命伤残军人，享受其所在单位的医疗待遇，伤口复发医疗和经批准需要到外地安装假肢的，交通、食宿费由其所在单位按公（工）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在乡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孤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的退伍军人，因病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由当地卫生部门酌情给予减免或由当地政府酌情补助。



　　第二十七条　革命伤残军人需要配制的假肢等辅助器械，由地、州、市民政局（处）审批，自治区统一安装。需配制代步三轮车的，由各地审批。



　　第二十八条　革命伤残军人乘火车、轮船、国营长途公共汽车、国内民航客机，凭《革命伤残军人证》准予优先购票，并按规定享受优待票价。在自治区境内游览公园、名胜、参观展览，免购门票。



　　第二十九条　优抚对象在与其他群众同等条件下，享有就业、入学、救济、贷款、分配住房的优先权。



　　第三十条　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符合当地劳动部门规定的招工条件的，应安排其中一人就业。



　　第三十一条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弟妹，自愿参军又符合征兵条件的，在征兵期间可优先批准一人入伍。



　　第三十二条　革命烈士子女报考区内大中专学校，录取分数线放宽10分；革命伤残军人、获师以上嘉奖或荣立三等功以上的退伍军人放宽1020分。



　　第三十三条　革命烈士子女考入公立学校的，免交学杂费，并优先享受助学金或学生贷款。入公办幼儿园、托儿所的，优先接收。



　　第三十四条　现役军官、志愿兵未随军的家属住房困难，家属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按本单位双职工待遇解决；家属无工作单位的，由当地房管部门统筹解决。

　　家居城镇的义务兵服役期间，地方安排住房时，应将他们计入家庭住房人口。



　　第三十五条　对农村义务兵家属的优待，各地、州、市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优待办法。对城镇义务兵家属的优待，由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自行决定。



　　第三十六条　经军队师（旅）级以上政治机关批准随军的现役军官、志愿兵的家属，驻军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户；随军前家属有正式工作的，驻军所在地的劳动人事部门应安排适当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优抚对象在被判处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或被通缉期间，停止抚恤和优待；服刑期满，恢复政治权利后，经批准可予恢复原来享受的抚恤和优待；经司法部门认定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经民政厅批准，取消其抚恤和优待。



　　第三十八条　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的抚恤，参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参加县（市）以上人民武装部门或预备役部队组织的军事训练人员，其伤亡抚恤，有工作单位的，按因公（工）伤亡办法办理；无工作单位的，按伤亡民兵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1991年1月1日起执行。1985年12月12日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优待办法（试行）》即行废止。

试析TRIPs协议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影响

王一怀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 广东惠州 516015）

摘要：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将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侵权的归责原则、即发侵权理论引入立法，以及知识产权权利的范围等方面。作者试图对这些影响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对其中在理论届争议很大的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问题进行初步的剖析，并就TRIPs协议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TRIPS协议 中国知识产权 侵权法 归责原则


TRIPS协议，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WTO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它旨在减少国际贸易扭曲与障碍，给予知识产权有效和适当的保护，同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不会成为贸易障碍，并通过多边程序解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我国在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其现行的国内法和制定新的法律，以有效的和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为此，我国对国内知识产权立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先后分别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商标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侵权法律领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冲突形式，因而成为国内法、乃至国际法规范所着重控制和规范的对象。随着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也成为国际合作和协调的主要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有关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产生直接的影响。
本文拟就TRIPs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制度构成影响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并就TRIPs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某些冲突与协调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一、在侵权的归责原则方面

在传统民法上，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大体上有二大原则：一是主观归责原则，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是以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作为构成责任的必要条件，“有过错始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通称为“过错责任原则”；二是客观归责原则，以人的意志以外的某种客观事实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即将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作为构成责任的充分条件，只要有特定损害结果或致害原因存在，即不得免除责任。此一原则亦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严格责任原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现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一些受害人难以证明被告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如动物致损和建筑物致损，则采用“过错推定”，即原告若能证明其所受到的损害是由被告所造成的，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被告负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无过错责任原则肇端于近现代的工业事故，并逐步延伸至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核反射以及产品责任等。但对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是适用过错原则还是无过错原则，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许多国家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和判例。在我国，也存在应该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分歧。郑成思先生在总结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判例后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已为许多国家所确立，并极力主张放弃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普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TRIPs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归责原则的概括性规定。它一方面在有的条文规定了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如：第45条第一款规定，“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够的损害赔偿，来补偿由侵权者侵犯其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且侵权者知道或有充足理由知道他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第37条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善意侵权”行为规定“不知道所销售、进口或配送的物品中含有布图设计因素时，不应视为侵权行为”。在第44条第一款中，对进口、购买或订购侵权物品的情况也做了类似规定。另一方面，该协议第45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形，即：“司法当局也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全部费用，可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在适当的时候，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无合理理由知道自己正在从事侵权活动，缔约方也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
对于TRIPs协议上述规定的理解，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从现代侵权法的发展现状来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涉及高度危险和产品责任等行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一般也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仍然有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依据。尽管如此，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其最重要的特点是“无形”，权利人往往只能在其主张权利的诉讼中，才能显示出自己是权利人；权利人之外的使用人因不慎而侵权的可能性大大高于有形财产的使用人。而且，与这一特点相联系，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又很容易。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如果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显然制裁不力，不足以激发人们创新或创作的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如全面适用无过错原则，则打击面过宽，容易造成权利人在市场上的垄断，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从TRIPs的现有规定的结构来看，第45条第一款规定的是以侵权人主观上“知道”或“应该知道”为条件，该规定放在该条款的首要地位，其指向应该是明显的；第二款则规定在某些“适当的时候”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费用，它不以主观上是否知情为条件，其适用范围是受到限制的。而且，从条款的法律性质看，第一款是强制性条款，成员方应在国内法中加以确认；第二款则是一个选择性条款，成员方不采取这一规则，并不能认为违反了协定。因此，认为TRIPS协议确认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原则，依据是不足的。在笔者看来，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以及Trips的上述规定，将TRIPs的归责原则理解为“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特定条件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较为合理的，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上述要求进行了修改。1992年的《专利法》规定了善意使用原则，使用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的，不视为侵权行为。修改后的《专利法》对此作出了限制，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62条）新《商标法》也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第56条）可以看出，这些修改限制了免责事项范围，在侵权的损害赔偿方面，确立了根据主观有无过错而区别对待的原则，与TRIPs协议的要求保持了一致。

第二、在“即发侵权”理论引入法律方面

“即发侵权”被认为是对传统民事侵权行为理论的一种超越。“即发侵权”，英文称为Imminent Infringement， 是指在侵权活动开始之前，权利人有证据证明某行为很快就会构成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侵犯，或该行为的正常延续必然构成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依法予以起诉。这类可诉行为就是“即发侵权”。“即发侵权”的理论依据在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一是，知识产权的权利是“无形的”，它不能象有形财产的所有人那样，通过占有来达到保护其财产的目的；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开发难而复制易”的特点，它较其它财产权更容易受侵害，一旦受到侵害，其损失也往往巨大。因此，当今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均明文规定了“即发侵权”，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规制，不再仅局限于侵权行开始之时，而是扩展到侵权行为开始之前，即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防治，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TRIPS协议第50条第一款规定，对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权利人有权提出申请，“司法当局有权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以“（1）阻止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发生。（2）制止侵权货物流入市场，或经海关检查扣留制止其进口或出口。（3）保护侵权诉讼的证据，即诉讼保全。”根据这一规定，WTO的成员应授权司法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一是颁发临时禁令，以制止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二是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获得的证据可以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固定和保存。这种规定显然是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的结果。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原来对“即发侵权”并无规定。原则上讲，只要侵权未真正开始，权利人即无权诉讼。1992年的《专利法》要求对侵权的认定必须以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为条件，强调对已构成侵权行为的处罚，并未对“即发侵权”作出相关规定。对于专利侵权案件的临时保护，主要依赖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诉讼保全”和“证据保全”两种方式，但都不能在起诉之前禁止侵权行为。我国立法机关已经根据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的修改中及时地引入了“即发侵权”理论，增加了诉前的三种临时措施，包括“诉前禁令”（也即“临时禁令”）、“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 其内容是：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专利法》第61条、《商标法》第57、58条、《著作权法》第48条）“为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商标法》第58条、《著作权法》第50条）这样，经过修改后的知识产权法，全面引入了TRIPS协议中的“即发侵权”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扩大了对权利人的保护，完善了临时保护措施，使得侵权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
但是，立法仍有不足。上述修改仅就诉前临时措施作了规定，而对于在诉讼中发生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颁发“禁止令”制度，却未能作出相应规定，提供诉讼中的保护。而在实践中，专利案件的审理时间往往较长，权利人在这段时间里仍面临着持续的或不可挽回的侵害的威胁。

第三、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由科学技术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知识产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作为智慧财产，要想突破、创造它十分困难；但是，一旦有所突破，他人要模仿、假冒它却十分容易。因此，对于这种无形财产的保护，便成为国内法和国际法调整的重点。对于知识产权的权利范围（也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客体），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该公约第2条将知识产权定义为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种规定显然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但目前各国立法中，大多采用狭义的、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它包括工业产权与版权两部分；其中，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等，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
TRIPS协议所说的知识产权，是特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从贸易的角度出发，TRIPS协议主要突出以下内容：明确将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强调对驰名商标、地理标志的保护，尤其是酒类地理标志的保护；强调对几乎所有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统一专利的保护期为自申请之日起的20年。除此之外，还突出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其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第一次纳入国际公约的范围。具体来讲，TRIPs协议所涉及的知识产权范围是：(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产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7)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加入WTO以后，我国立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范围作了调整，使得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体系更为完整，其主要的变化有：
第一、完善了原有三部知识产权法律的权利体系。在专利法中，增加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进行“许诺销售”的行为属于侵权的规定（第11条）；在商标法中，增加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将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己注册的商标扩展到了未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第13条），以及作出了驰名商标持有人申请撤销恶意注册商标的时间“不受五年期限的限制“的特别规定（第41条），以及增加了对地理标志的保护（第16条），明确规定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注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6条）；在著作权法方面，扩大了作品的范围，增加了“杂技艺术作品”、“建筑作品”、“模型作品”等。更为重要的是，突出加强了对网络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增加规定了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以及对“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规定（第47条第6、7项）等。
第二、在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将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延伸到“最终用户”。所谓“最终用户”，就是计算机软件的实际使用者。最终用户侵权，主要是指购买、使用、复制非法软件，也包括将合法购买的正版软件未经授权擅自复制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行为。这种规定突破了以往将计算机软件盗版主要界定为非法复制的界线，其影响是深远的。
第三、新增加了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过去我国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知识产权从法律上未予以保护。新颁布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根据Trips的要求，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出了三个层次的保护要求：布图设计本身、含有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以及含有布图设计集成电路的物品，包括设备仪器等。这意味着不仅非法使用他人的布图设计来制造集成电路产品是侵权，利用侵权的集成电路组装其他产品也是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调整尽管反映了TRIPs协议的要求，但并非以TRIPs协议的七项权利简单地取代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它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向国际标准进一步靠拢的体现。
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中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商业秘密权的保护，TRIPs只要求商业秘密具有“商业价值、是秘密的、权利人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三个条件；而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则规定，商业秘密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还必须是“实用的”，这种保护显然低于TRIPs的标准，需要予以研究和解决。

四、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方面

侵权责任是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它反映出法律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判。在民法上，各类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归结起来，有停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消除影响等，其中的损害赔偿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知识产权侵权中，由于“损害”在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素中不占有核心地位，损害赔偿在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体系中的位置就不如一般的民事侵权。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不法利益或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往往难以计算，因而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额便成为审判机关的一大难题。而如果侵权损害赔偿的问题解决不好，又会在事实上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和制止侵权活动。
TRIPs协议的执法部分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并不多，大量条款都集中在停止生产、停止侵权销售活动、销毁冒牌及盗版产品等方面。但是TRIPS协议中，多次提及法定赔偿额问题。TRIPs执法条款第45条规定，“成员方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侵权人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这种“二者并处”，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措施。为了表明惩罚性赔偿是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惩罚，TRIPs还在第45条第1款中突出了“明知故犯地(knowingly)或有理由认定知道(with reasonable ground to know)”的侵权活动的较为严格的赔偿标准，即“支付足以补偿因他侵权而受到的损失”的赔偿金，而且还要“支付有关费用，包括律师费在内”。可见，TRIPs协议确立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制度。
我国原来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旧《专利法》并未规定损害赔偿，新修改的《专利法》吸纳了法定赔偿制度。该法明确规定了侵犯专利权的赔偿额，即“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第60条）新《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除了规定损害赔偿额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者“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外，还明确规定，前述“因侵权所得利益”或“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56条、《著作权法》第48条）。可以看出，以上规定充分反映了TRIPs法定赔偿制度的要求，也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侵权法律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结语

TRIPS协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上，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又必须依赖于国内法对侵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入世之前以及入世之时，中国已经广泛地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进行了及时、大幅度的修改，同时加快了对新法律的立法，力求使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符合WTO的基本要求。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的法院在入世之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已经总体上适用了TRIPS协议的规定 ，中国法官通过司法实践完善和丰富了知识产权的侵权理论，高度重视过错推定原则在确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中的运用，并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理中逐步形成了若干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在中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是最为先进和最为接近国际水平的。
无庸讳言，中国入世后在知识产权的实施方面，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保护本国和他国的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立法、行政和司法，还涉及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这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中国没有认真完全地执行或实施TRIPS协议为由，发起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甚至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对此，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并及早研究对策。
但是，笔者认为，在按照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来进行立法和司法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深入透彻地研究TRIPS协议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务求使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既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又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学者在总结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时，尖锐地指出我国立法和司法中已经存在对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以及保护水平持续攀高的问题。因此，在确定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的归责原则、保护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等问题时，仍然需要我们认真理解TRIPS协议对侵权界定的最低标准和其它相关规定，加强对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侵权以及知识产权发展的关注和研究，避免在立法和司法中出现违背公平原则，过高保护知识产权的现象，以减少可能出现的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或消极的影响。